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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德国的短暂中立与中德关系的逆转（第6页）

1月16日，近卫内阁发表政府声明，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正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两天后，日本政府再发表“补充声明”

，声称“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

，“意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抹杀。”

1月18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抗战之目的为求国家之生存，为维持国际条约之尊严。

中国和平之愿望虽始终未变，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况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

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能承受。”

至此，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陶德曼调停”

的德国斡旋无果而终。

三　中德关系的逆转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就不得不面临着在中日战争中作出公开抉择的问题。

在长期化的战争面前，它不可能长久地既忠实于盟友，又交好于中国，德国的远东战略更需要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

因此，当中日和解的希望彻底断绝之后，德国远东政策的调整势在必然。

1938年2月，希特勒对内阁进行重大改组，主张在中日战争中持中立态度的国防部长白龙柏和外交部长牛拉特相继去职。

希特勒亲自执掌德国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主张亲日的里宾特洛甫接掌外交部。

德国对华政策随之发生转变。

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承认“满洲国”

，并正式承认日本宣扬的入侵中国是为了反共的观点。

希特勒认为日本是防止东亚赤化的中坚力量，是东亚安定的因素。

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同日致电蒋介石，认为德国“以突然手段承认伪国，其袒护日本不复顾全我国友谊之态度已昭然若揭”

，德国政府已决定采取亲日政策，此后不会再有变更的可能，“我国再事敷衍，恐亦无效果可言”

。

因此，他建议中国政府明令召回大使，以表示对德之不满，同时向德方提出严重抗议，并通知其他各国，以示中国态度之坚决。

但是，国民政府由于希望继续得到德国的军火供应及不使其召回军事顾问，而采取了一种基本上是委曲求全的态度，尽量不使事态扩大，只是由程天放在2月24日向德外交部送交一照会，对德国的这一做法表示抗议便作罢。

中国政府采取低姿态的用意在于指望能继续从德国得到军火。

3月初，蒋介石还致电中国驻德商务专员谭伯羽，要他向德国再订购一批武器，包括迫击炮300门、炮弹90万发、手枪2万枝、子弹4000万发、高射炮300-500门（每门配弹5000发）。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德国仍然对华提供一定数量的军火。

2月间，有12架德国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运抵香港。

3月中，又有一批价值3000多万马克（约合1000多万美元）的军火由德国船只运到香港。

然而，中国政府在具体问题上的忍让并不能阻止德国在总的战略上疏华亲日的步伐。

3月3日，德外交部次长魏茨泽克约见谭伯羽，称德国“决定为保持中立计，在中日两国纷争期间，不收两国军事学生”

。

他通知谭伯羽，德国将停止接受赴德深造的中国陆、海军学生，已在德国就学和受训者，限于8月31日结束。

4月27日，魏茨泽克又向程天放表示了要召回其驻华军事顾问的意愿，他表示：“德政府为对中日战争采取完全中立态度起见，觉得德国军事顾问此时在华服务，殊有偏袒一方之嫌疑，故甚愿其离开中国。”

其时，德驻华外交官和军事顾问都不愿中断中德关系。

陶德曼在2-3月份多次上书德国外交部，要求继续援华。

陶德曼建议应继续向中国提供战争物资，以换取外汇，这样的活动可以通过私人商号来进行。

他反对从中国撤出军事顾问，他指出：如果这样做，它“在这里所产生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结果将是苏联顾问取而代之，那时，中国军队将成为一支苏联的军队。”

德国军事顾问也不愿从中国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