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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汪精卫投敌与汪伪政权的建立（第2页）

7月19-22日，五相会议讨论决定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提出了“从内部对中国政权进行指导”

的方针，考虑组建“联合委员会或新中央政府”

，在此之下，“在华北、华中蒙疆等各地，各自组织适应其特殊性的地方政权，给予广泛的自治权，进行分治合作”

。

高宗武的日本之行开辟了在蒋介石之外另起炉灶进行“和平运动”

的道路。

高宗武旧病复发后，汪精卫的亲信梅思平继续与日本密谈。

从8月29日到9月4日，梅思平与日方联系人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5次会谈。

梅思平在谈判中已明确表示“和平运动”

将以汪精卫为中心，在汪精卫的旗帜下进行，并初步确定了汪精卫出马的条件和行动方案。

10月22日，梅思平返回重庆，向周佛海、汪精卫等人汇报了会谈情况。

汪精卫等人经多次会商，终于下定了分裂和投日的决心。

汪精卫并明确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为其全权代表，与日本代表进行会谈。

10月下旬，日军先后攻克了中国重镇广州和武汉，这对日本决心在中国扶植起一个新的全国性的傀儡政权起了推动作用。

日军方对局势做了极为乐观的判断，认为“在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

，蒋介石政权已沦为地方政权，“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

，因此，今后的重要任务是“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政权创造良好条件”

。

日本于11月3日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称：“国民政府已退为地方政权。”

声明中公开修正了第一次近卫声明关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方针，提出：“即便是国民政府，只要放弃以往的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拒之门外。”

第二次近卫声明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实有所指。

此时，日、汪之间的秘密谈判正进入最后关头。

11月上旬，日方代表影佐祯昭大佐、今井武夫中佐正与汪精卫集团的代表高宗武和梅思平在上海重光堂举行秘密会谈。

11月20日，达成了“日华协议记录”

，史称“重光堂密约”

。

其主要内容有：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队驻扎中国，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域；承认满洲国；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的优先权，以达到密切的经济合作，特别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予日本以特殊的方便；中国方面应补偿日本在华侨民的损失等。

双方还达成了未正式签字的“日华秘密协议”

，规定双方各自实施亲日、亲华的教育及政策；缔结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条约，日本在内蒙及其他必要地区驻军，在战时实行共同作战。

就这样，日本从汪精卫集团那里得到了此前在日、蒋方面的秘密接触中蒋介石所不愿给予的东西，因此日本决定扶植汪精卫集团。

会谈结束后，日本代表回东京报告会谈结果，很快便得到了日本最高当局的批准。

他们还商定将以“日华协议记录”

的内容作为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主要内容予以发表。

此时，汪精卫集团对日本的真正要价并不十分清楚。

实际上，重光堂密约已经不能满足日本的胃口。

军事胜利的刺激，使得日本的掠夺欲望在不断地膨胀。

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其侵害中国主权的范围和程度都大大超过了重光堂密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