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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汪精卫投敌与汪伪政权的建立（第4页）

该电在对近卫三原则进行了赞赏性的评述后声称：“兆铭经深思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然而日本错误地高估了汪精卫集团所具有的势力和影响。

他们曾相信，在汪精卫发表声明后，云南、四川、广东等省的地方军队会陆续响应和支持汪精卫的行动。

事实证明，日本在对汪精卫的估计上犯了巨大的错误。

汪的艳电发表之后，其所获响应甚微。

不仅日本方面原来估计将参加汪精卫“和平运动”

的许多中央和地方军政要员未有任何起事迹象，就连原先汪派中的许多要人也未响应汪的声明，追随汪精卫者实寥寥无几。

近卫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此为余等观察之错误”

。

由于汪精卫出走河内，并未直接进入日本控制区，中日双方均对汪展开工作。

日本鼓励汪精卫走向投日道路，重庆方面则希望汪精卫能就此止步。

3月中旬，重庆方面送去了汪精卫旅欧所需要的出国护照及旅费，希望汪精卫脱离与日本的接触，但遭到了汪的拒绝。

3月21日，刺汪案发生，重庆特工人员误杀汪的心腹曾仲鸣，汪侥幸身免。

4月25日，在日方人员的接应下，汪精卫离开河内，进入上海租界，日、汪之间的接触也由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前，汪精卫等为避免给人以日本傀儡的印象，曾设想在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政权，但是由于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队并未如汪精卫设想的那样来参加汪的“和平运动”

，汪无法在日本占领区外立足，更谈不上建立独立于日本和重庆的第三政权。

进入上海后，汪便一心打算在日本刺刀的保护下建立自己的政府了。

出现这一局面，无论是在汪派人马还是在日本人中，都对建立汪政权一事产生了意见分歧。

日本方面的一些人认为，汪精卫缺乏基础和实力，难以成功，扶植他反而会有碍于与重庆方面的谈判。

他们担心汪本人会被中国民众视为卖国贼而遭唾弃，“重蹈北平临时政府王克敏和南京维新政府梁鸿志的覆辙”

。

这样，建立汪政权“究竟能否有助于解决事变？或者反而成为实现全面和平的障碍？都很难预料”

。

但是尽管汪精卫不如其意，日本却不想扔下这块鸡肋。

日本指望在汪建立政府后，再想办法促使重庆政府改变抗战政策。

1939年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中国新中央政府树立方针》。

这一方针反映出日本既希望借汪精卫集团推动中央傀儡政权的建立，又觉得汪精卫集团实力有限，难以依靠，仍然寄希望重庆转变这样一种矛盾心态。

方针规定：新中央政府将由汪精卫、吴佩孚及重庆政府的觉悟分子组成，新政府的人员构成和成立时间应依据战争指导而定。

并决定：如重庆政府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同意更动人事，同意根据《日华新关系调整国交方针》调整中日国交，可以容纳其加入新政府。

为与日本政府讨论建立新政府的问题，汪精卫、周佛海一行于5月底赴日。

访日期间，汪精卫与日方确定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步骤。

日方同意其使用“国民政府”

名称，采用“还都”

南京方式建立新政权。

成立时间预定在1939年内。

在得到日方将予以支持的保证后，汪于6月中旬离开日本回国，先后在华北和上海会见了“临时政府”

首脑王克敏和“维新政府”

首脑梁鸿志，开始了筹建伪政府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