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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日本在沦陷区的统治与掠夺（第5页）

这4年中，整个沦陷区的铁矿石输出量分别为当年产量的75.3%至91%不等。

日军占领各地后，当地的中国金融机构，包括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分支机构在内的50多家公私银行机构便为日本所夺占。

为进一步搜刮沦陷区民众的财富，日本重建沦陷区的金融体系，通过伪政权新建各类银行，发行新货币，既搜刮了沦陷区民众的财富，又将兑换获得的法币用于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战。

日伪在沦陷区先后成立了如下几个主要银行：1937年11月，蒙疆伪政权所控制的“蒙疆银行”

于张家口成立。

该行发行“蒙疆券”

，与日元等价联系，流通于内蒙、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

1938年2月，华北伪临时政府所控制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在北平成立。

该行发行“联银券”

，与日元等价，流通于北平、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

在华中，1939年5月，由维新政府与日资银行各出资一半的“华兴商业银行”

在上海成立。

该行名义上是商业银行，但实际上享有发行货币和代理伪政府国库的特权。

它发行的“华兴券”

流通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

汪精卫政权成立后，又于1941年1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

，作为其中央银行。

周佛海出任该行总裁。

该行发行“中储券”

，最初与法币等价联系，意图通过兑换法币，掠取抗战地区的物资，套取中方外汇，破坏法币信用。

中央储备银行虽然号称中央银行，但在日本分而治之的政策之下，如同其政府职能实际上并不能远及华北、蒙疆一样，其央行职能也不能及于以上地区。

在该银行成立之时，日本兴亚院《关于新中央银行设立中通货之处理》便对其功能做了限制性规定：一、中储券对军用券不但不得作不利之措施，且须对军用票在政策上加以协助；二、中央银行所得外汇须存入日本银行；三、中储券不得通行于华北及蒙疆；四、中央银行须聘日籍顾问，凡该行营业方针，国外汇兑与第三国的关系，关于法币、日元、军用票之处理，以及与华北、蒙疆有关事项等所有重大问题，均须咨询顾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于1942年1月31日制定了《大东亚战争开始后华中通货金融暂定处理要纲》，决定禁止法币流通。

5月31日，汪精卫政权公布《整理旧法币条例》《民国31年度安定金融公债条例》，宣布禁止法币流通，用中储券、国债券及转账存款的方式回收法币。

在回收中，汪伪极力压低法币价值，规定民众须按二比一的比率将其兑换成中储券。

这是对沦陷区民众的一次公然的货币掠夺，民众损失巨大。

周佛海私下也承认：“以新币一对旧币二交换，使人民财产损失一半。”

据兴亚院经济部统计，华中、华南地区共计收回法币91270万元。

日伪又将这些强行贬值收兑的法币运到阵地前沿，通过各种渠道，到抗战地区抢购各种物资。

日伪此举既扰乱了抗战地区的金融，打击了法币，又抢购到其急需的物资，加剧了这些地区的物资短缺。

各伪政权为解决面临的财政困难，都竭力扩大货币发行量，大量发行没有准备金的伪钞，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搜刮沦陷区民众。

战前，内蒙各地的货币流通量最多约2000万元，但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蒙疆券已发行到42亿元，相当于战前流通量的210倍。

“银联券”

至1938年底的发行额为1.62亿元，到1945年时达到1951亿元，相当于1938年底时的1200倍。

中储券发行时间大大短于其他伪币，1941年发行1370万元，到1945年时竟达到4661.8亿元，给沦陷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此外，日本政府于1937年10月通过《军用手票发行要领》，决定以军用票来支付侵华日军的部分军费。

依靠刺刀的力量，日军强行使不具备货币性质的军用票流通于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