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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日本在沦陷区的统治与掠夺（第6页）

军用票的发行不编号，发行量全由军方自行确定。

1937年末，发行量为137万日元，1938年底便增至3680万日元，到1942年底，发行额达5亿日元。

到1943年4月，军用票才停止发行。

最初，日军在征发物资时，部分以军用票支付，后来则发展到规定若干种商品交易全部以军用票支付。

通过发行军用票，日本掠夺了沦陷区的物资，将战争负担强行转嫁到中国民众身上。

货币的滥发，再加上中国大量的粮食及其他物资被充为军用或运往日本，造成了沦陷区物资匮乏、币值猛跌和物价飞涨。

如果以1936年时的物价指数为100，到1941年时，华北上涨到450.2，上海上涨到1099.3；到1945年8月时，华北已涨至305170，上海则高达9040247.7.以米价为例，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上海米价由每石238元上涨到150万元，约上涨了6300倍。

沦陷区民众苦不堪言。

日本对关内农业的掠夺主要可分为土地掠夺、农产品搜刮和劳力奴役几个方面。

日军为建造兵营、据点、仓库、飞机场、军用公路，为挖掘壕沟、架设铁丝网、划定军事禁区，任意侵占农田。

仅在晋察冀边区，到1943年时，日军为修建军事设施而征用的良田便达150万亩。

8年战争期间，日本还向沦陷区移民数十万，这些移民强占了中国农民的大量土地和房屋。

日本在沦陷区建立的农场、垦殖公司也强占了大量良田。

如中日实业公司便没收了河北军粮城、茶堤一带的农田5.6万亩，日伪合办的华北垦殖公司圈占了河北沿海一带700万亩土地。

战争初期，华北只有少数几家日本人开办的农场，但到1942年时，华北由日本人开办的大小农场便达55家，占地达44512町（约58.7万亩）。

这些农场并非使用自由雇佣劳动进行集中统一经营，而仍是分散出租。

其地租率远远高于同时期的中国地租。

粮食、棉花、毛皮、蚕丝等是日本对关内农产品掠夺的重点。

其采用的手法有二。

一为无偿强征。

山西省每年征粮都在500万石以上。

1944年11月，日军在浙江绍兴竟要征发军粮400万担，在萧山征发100万担，在诸暨征发200万担。

二为强行收购。

日伪对主要粮食如小麦、大米等实行统制政策，划定区域，由指定机构限价收购。

其收购价格往往只有市价的一半左右。

1939年8月，日军颁令严禁苏浙皖主要大米产地的大米私自运出产地，指定由三井物产、三菱商会等日本大商社收购。

1941年9月，日伪之间订立《关于苏浙皖三省食米采办运输谅解事项》，将该三省划分为军需米区域与政府直接管制区域。

若干重要的产粮区被划为日本军需米区域，由日军直接采办。

这些军需米的采办与运输，不受汪精卫政府各项法规的约束。

日本所获得的粮食除满足在华日军的军需外，还有大量粮食被运往日本。

1939年，日本便从华中运出大米900万担以上。

战争和掠夺使关内沦陷区的农业受到很大破坏，土地荒芜，产量下降。

据统计，到1941年时，华北小麦等11种作物种植面积比平年减少约350万公顷，耕种指数为平年的84%。

该年农产品的产量也比平年减少了500万吨，仅为平年的80%。

尽管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但日军的战争需求却在不断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沦陷区民众成了灾难的承受者。

日军严格控制对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其配给定量之低，使普通居民常年处于饥饿之中。

如在上海，起初规定每人每月配给6升米，后来竟降到每人每月3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