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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第1页）

第一节　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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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国民参政会为中心的民主宪政运动

1939年2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上，周览等51名参政员提出《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

该案提出确立民主法治制度的理由之一，便是中国近年来国家日趋统一，政府权力日益扩大，有许多以往并不属政府管理范围的事，如今也统归政府处理，“如人民参政之权力，不能与政府权力之扩张亦步亦趋，势必造成一个极权国家，与整个民族之前途有异常不良之影响。

故此事不能不急求逐渐增加人民参政之权力。”

因此，该案提出三方面的建议：（一）政府行为应法律化；（二）政府设施应制度化；（三）政府体制应民主化。

政府一切行动须以法律为准绳，不可以一时人事之方便，而违反、忽略或曲解法律；必须建立选用贤才的吏治制度，公务人员权责必须分明，机关系统必须清楚。

该案表示：它并不谋求改变目前政府由国民党指导和组织这一现实，“然由党所组织，且受党所指导之政府，仍应向国民负责。

国民如依法对政府表示不满，政府仍不能设法满人意时，党应分别轻重，加以改正或改组。”

该案要求改善和加强国民参政会，使之成为民意机关，拥有依法监督行政的权力。

此外，董必武等提《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张澜等提《抗战建国之后方政治必须选任人才案》，罗文干等提《请政府实行选贤与能以澄清吏治案》等，这些提案都提出了改善政治、推进民主的要求。

蒋介石在会议上也作出表示：本会的历史的使命，是要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世界上最有力最巩固的政治，一定是建筑在民意之上，一定是以人民的利害为利害，人民的视听为视听。”

这一次会议可以说是民主宪政运动的先声。

1939年9月9日至18日，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

这次会议成了民主宪政运动的起点。

会前，毛泽东等7位中共参政员于9月8日发表了《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分别在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外交及党派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在政治方面，提出“容纳各党各派人才，提高战时行政机构效能”

，“实行战时民主，严惩对民众和青年的非法压迫行为，切实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权利”

。

在党派合作方面，要求“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力，认真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严令禁止对共产党及其他抗战党派之歧视压迫行为”

。

这一意见的公开发表产生了很大反响，为这次会议的民主诉求拉开了序幕。

会议期间，中共参政员陈绍禹领衔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其中要求：（一）由国民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二）由国民政府明令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严令禁止借口所谓“异党”

党籍或思想问题，而对人民和青年实行非法压迫之行为；（三）在各种抗战工作中，各抗日党派之党员一律有服务之权利，严禁因党派私见而摒弃国家有用之才。

由中国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国家社会党参政员张君劢、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等36人提出的《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指出：抗战两年，所流者全国国民之赤血，所竭者全国国民之脂膏。

在现行党治下，政府仅能对党负责，对全国国民几无责任可言。

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此而要求国民效死恐后，于义终有未安。

该案也提出三点要求：（一）授权国民参政会推选若干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一可使全国共同遵守的宪法；（二）在国民大会未召集之前，行政院暂对国民参政会负责，省市县政府分别暂对各级临时民意机关负责；（三）于最短期内颁布宪法，结束党治，全国各党各派一律公开活动，共维国命。

会议共收到了7份有关开放民主、改革政治的提案，其中包括《请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

这一提案是在看到其他党派的提案后，国民党方面连夜研究，决定由国民党参政员中年龄最长者孔庚领衔提出的，意在争夺主动权，并为国民党打圆场。

该案称：“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原已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并经积极筹备。

嗣以抗战军兴，致陷停顿，惟抗战军事攸赖长期努力，建国工作必须同时进展，爰建议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