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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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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社评建议盟国间建立一个战后世界安全机构计划委员会，统筹具体办法；建议中国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战后国际安全设计处”

，延揽人才，制定中国提案。

1942年中，国防最高委员会内设国际问题讨论会，讨论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中日问题及取得国际自由平等四项问题。

1942年7月4日，国际问题讨论会拟出《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认为过去国联组织欠缺，权力过小，不能发挥效用。

这一草案初步提出中、美、英、苏四国发挥特殊作用的问题：“和约成立后，应由中、英、美、苏及其他盟国共同担任和约之执行及战后和平之保障。

中、英、美、苏为反侵略之主要国家，既因共同奋斗而再造和平，对于战后执行和约，保障和平，匪但理所当然，且抑责无旁贷。”

在参加开罗会议前，中国代表团事先拟定了要提出的问题草案，其中关于战后的重要问题即有：“一、维持世界和平：战事结束后现有之联合国团体仍应继续存在，而以中、美、英、苏为主席团，担负维持世界和平之责，至普遍集体安全制度成立时为止。”

到开罗后，中方将原拟的政治方面的提案分为四项节略，其第一项为“关于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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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中提出：（一）在联合国总机构未能设置之前，应由美、英、苏、中四国及早成立四国机构，以便协商关于四国宣言所规定事项；（二）上述四国机构之经常机关，设于华盛顿，但有时亦可在伦敦、重庆或莫斯科开会；（三）四国机构应负筹设联合国总机构之责；（四）联合国总机构之组织，中国政府赞同美国政府所拟议由11国组成一个执行机关，由美、英、苏、中任主席团之办法。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分别就建立战后的国际和平机构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方强烈希望《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能早日具体化，并主张这一和平机构应是一强有力的永久性的机构。

罗斯福积极推动筹建新的国际组织。

1944年7月，赫尔将《普遍国际组织暂定草案》分送中、英、苏三国政府征求意见，并邀请该三国于8月到美国举行会议，具体讨论这一问题。

蒋介石复电表示中国乐于参加这一会议，他认为中国参加这次会议，非仅代表中国，而且代表着过去在国际会议中毫无发言权的广大的亚洲人民，“盖东方人民如无代表，则此会议将对于世界之一半人类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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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电表示：中国向来主张早日成立战后国际和平机构，如有可能，希望能在战争结束之前成立这一机构。

1944年8至9月，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

苏联以它须对中日战争保持中立地位为由，不愿与中国代表同时出席会议。

因此会议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苏、美、英会议，第二阶段为中、美、英会议。

第一阶段的会议由于美英与苏联之间在若干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而一再延长，从8月21日开到9月28日，大量的实质性的问题已在这一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了。

第二阶段的会议从9月29日开到10月7日，所做的工作也只能是对前一会议的方案进行一些修补。

尽管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安排令中方不满，但中国政府还是指示中国代表团要“努力促使会议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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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给出席会议的中方首席代表顾维钧的电报中指示说：“我们应该促使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取得成功，我们的所有建议都应服从于这个方针。”

中国代表团认真地准备提案。

中国代表团准备在第二阶段的会谈中提出中国或与中国有类似处境的国家所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

中国主张：世界和平机构越坚强有力越好，其活动应充分灵活敏捷；世界和平机构应尽快在战事结束前成立；凡美、英、苏在世界和平机构中所参与之事，中国应以平等地位同样参与，中国不主张四国享有过大的特权；区域组织应隶属于世界和平机构之下，会员国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应加保障；一切国际争议，应用和平方法解决；对“侵略”

的定义，应有明确详细的规定，如何应用制裁，也应有具体的规定；赞成道义军缩，建议文化合作；设立一国际经济合作机构等等。

中国代表团决定提出7项补充建议供会议讨论。

这7个方面是：（一）解决争端应使用的原则；（二）尊重政治独立及领土；（三）“侵略”

的定义；（四）国际空军；（五）编纂国际法；（六）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七）文化合作。

第二阶段会议开始后，中国代表提出：为了使新国际组织能够有效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还是应该对第一阶段的提案作一些改进和修订。

中国代表提出了14个问题，要求美英代表发表意见，作出解释。

经过第二阶段的讨论，英美方面接纳了以下三点：（一）处理国际争端应注重国际正义与国际公法原则；（二）国际公法的发展与修改，应由大会提倡研究并建议；（三）经济社会委员会应促进教育及其他文化合作事业。

这些建议被称为“中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