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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美关系的发展（第4页）

如美国记者福尔曼撰写的《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撰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报道，便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广泛兴趣，产生了较大影响。

7-8月间，美军观察组成员分两批先后飞抵延安。

观察组具有政治和军事二重性质，其成员除16名军人外，还有2名外交官任政治顾问。

已有20年在华经历的中缅印战场情报官包瑞德上校担任观察组组长。

中共对此非常重视。

毛泽东和刘少奇明确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与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称赞这些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希望他们的到来能够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共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

中共为观察组组织了10次报告会，请军政各方面的负责人如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陈毅、贺龙、林彪、罗瑞卿、朱瑞、杨秀峰、甘泗淇等人介绍军队和根据地的作战、训练和建设情况。

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与观察组成员会谈，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为了便于观察组更具体地了解情况和获得情报，中共还允准观察组到部队和地方作实地考察，对他们的旅行不加任何限制，并对其工作予以积极配合。

因此，仅在最初两个月中，观察组便成功地发送了112份报告，其中大部分是重要的军事情报。

观察组看到了中共生气勃勃的活力。

谢伟思感到：“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

；共产党之所以强大，其原因之一就是这里正推行着“民主化的进程”

，“人民选举他们自己的地方政府，因而他们更关心保护它们，并且通过他们自己的力量更有力量去实施这种保护，……人民选举也消灭了腐败的、暴虐的、不公平的政府。”

这些观察家们认为：“共产党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命运不是属于蒋介石的，而是属于他们的。”

他们把关于中共真实情况的报告源源不断地发往美国，建议美国政府采取不偏不倚的支持国共双方的对华政策。

中共很快确立了与美国进行合作的方针。

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专谈外交政策和外交工作的文件，意义重大。

中共中央将此前外国记者及此次美军人员的到来视为中共“外交工作的开始”

。

该文件中有两点内容尤为值得注意：一是专门指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强调要扩大中美合作的范围。

文件指出：“就国家言，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在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

……因之我们外交工作中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

二是指出这种合作不只是战时的军事合作，还可以延续到战后去，进行更广泛的政治性的合作，如文件所说：“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这不仅在抗战中有此需要，即在战后也有此可能。”

可见，中共对与美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怀有期望。

中共领导人在与观察组成员的谈话中，注意澄清外界对中共政策的误解，表示愿意在战后与美国发展长期友好关系。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与观察组成员的多次谈话中表示，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具有进步特点的资本主义。

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反对美国等国的在华利益，而且完全真诚地相信，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要靠资本主义式的自由竞争和外国资本的帮助。

为此，中共竭诚欢迎美国资本家来华投资，并准备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最终通过一种渐进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

毛泽东指出：中共目前的政纲是民主主义，即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在经济上奉行自由主义的政策，实现工业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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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强调中共十分愿意与美国合作，“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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