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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国共重庆谈判（第1页）

第一节　国共重庆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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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中国人民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胜利。

但是，胜利的狂欢过后，战时中国积累的问题，如凋敝民生的救济、残破经济的重建、文化教育的发展等亟待解决。

尤为重要的是，如何整合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对建设国家的不同意见，使中国得以继续坚持抗战时期的全民族团结，是战后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

中国全民族团结的基础因抗战而奠定，亦因胜利而变化，即从以抗战、以民族生存求团结而转向以民主、民生求团结。

对于如何巩固抗战胜利成果，如何加速民主化进程并改善民生，以建设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当时左右着中国政局动向的两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号召“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

宣言提出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和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六项具体要求，从而率先公开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9月3日，国民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对中共的政治主张并未正面回应，而着重就战后复员问题提出具体主张，如为军人安排就业的机会，为难民取得必需的救济，为城市乡村策复兴，为海外侨胞谋复业，为青年解决求学的困难，为工商各业开拓发展的道路。

对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民主宪政问题，《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加紧造成地方自治，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从速成立民意机关。

但蒋介石在同日发表的广播演讲中特别强调：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惟一基础，而要完成国家的统一，惟一的前提就是军队国家化，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再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的军队。

蒋介石的意图所向显然是针对中共。

战前和战时积累的国共两党矛盾，非但未因抗战胜利而得以缓和，相反，抗战胜利更使原本潜伏的两党矛盾浮出水面，在一系列问题上国共两党的主张针锋相对，国内政治局势因两党对立而趋紧张。

国共两党在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以准备受降接收、确定自身战略优势为中心，作出各自的部署。

日本决定投降的消息刚刚传出，8月10日晚，蒋介石即电令各战区：迅即展开接收部署，同时警告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的任何人投降缴械，并确保联络和掌握，以待国军到达。

为不使中共因参与受降接收而得到好处，增加未来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本钱，蒋介石完全排除了中共参与接收的权利与可能。

11日，蒋介石致电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

。

蒋介石还指示负责接收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对于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如有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企图扰乱受降计划者，得下令惩罚之。

蒋介石的命令不考虑中共部队在对日作战中的重大贡献，自然不为中共所理会。

就在蒋介石致电朱德的当天，中共以延安总部名义命令：“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

因为中共部队多在敌后，靠近日伪占领区，中共力图通过受降接收扩大占领地盘，尤其是将华北各主要通路与地区均划为应占领的地区，从而与国民党垄断受降接收权并恢复其对全国统治的意图产生尖锐的矛盾。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却连发三电，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时轰动中外。

蒋介石的邀请虽出人意表，但究其实质，无非和战两手之不同运用。

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以陈果夫、陈立夫等为代表的CC系党务系统，以邹鲁、居正等为代表的国民党传统右翼，以陈诚、白崇禧等为代表的军事系统，忧惧中共力量的迅速成长，主张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并为此不惜破裂而一战。

8月20日，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会讨论中共问题，其中不少人主张对中共绝无妥协余地，只有用武力对付。

另一方面，国民党内以张群为代表的政学系官僚和在蒋介石身边任职的亲信部属宋子文、张治中等人则认为，单凭武力不足以压服中共，主张与中共谈和，在继续维持国民党统治的前提下，承认中共并将其约束至体制内，以求得国内和平。

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总是根据不同的考虑而决定和战两手的不同运用。

抗战甫胜之时的国内外形势，显然不利于国民党贸然动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