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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东北局势的演进（第7页）

4月上旬，国民党军首先发起对南满本溪的进攻，但使用兵力不过两个师，难以发挥集合战力之作用，在中共部队的阻击下，两次进攻均受挫，于4月10日被迫中止进攻。

东北战事的重点在四平，因为四平扼北上铁路要冲，不拿下四平，国民党军就无法继续北上长春，因此蒋介石一直指示以四平为进攻重点。

从4月17日开始，国民党由新1军的3个师分左、中、右三路担任对四平的正面主攻，另以第71军的2个师由西面向四平迂回进攻。

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则先后集中了14个师（旅），由林彪直接指挥，在四平正面构成蜿蜒百里的防线，阻击国民党军。

进攻四平的国民党军为其精锐主力，全部为美械装备，机械化程度及重装备配备为民国年间中国军队之最，陆有坦克、大炮，空有战机轰炸，构成了立体进攻态势，而且阵地战的方式更便于他们发挥优势火力的作用。

中共部队的配备虽然已好于初出关时，并经过了一定的训练，但仍然不及对手，只是以其所擅长的政治工作鼓舞士兵高昂的士气与精神，并以后方的有力支援而坚守阵地。

双方部队在四平前线一攻一守，反复争夺，战况空前激烈。

战至4月底，国民党军的进攻始终未有大的突破，形成胶着状态。

因为国民党军的攻势顿挫，其内部对于进攻东北利弊得失的争论再起。

苏联撤军虽使国民党在东北的作战不必再有投鼠忌器的顾忌，而且由于美国的海运帮助，此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已达7个军，装备也远胜于中共部队。

但东北地域广大，除去必要的守备等用途，国民党实际可用于前线作战的不过4个军，人数较中共并不占多少优势，而且随着占领地域的增多，这种人数优势还有继续下降的可能。

面对军事进攻的胶着局面，熊式辉一反先前之主战态度，改而主张只有等援军开到，才能继续进攻。

国民党统帅部方面，何应钦认为，主要兵力不宜伸出过远，以免后防空虚；军令部则一直认为不宜孤军深入。

4月21日，蒋介石召集军事幕僚讨论东北战局，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坚持其一贯主张，认为“国军既受运输限制（无问军队，粮弹尤然），更防苏联破脸的助共，我孤军深入，今已为甚，奈何开进”

；“军事力量只能以锦州为主，沈阳左近为最大限”

。

但这些反对意见并未动摇蒋介石对东北用兵的决心，一是因为此时国民党内对共强硬的政治大气候已经形成，蒋介石亦须照顾强硬派的意见，使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已难有回旋余地；二是“九一八”

之丢失东北，长期为国民党之耻，收复东北因此成为国民党公之于众的抗战基本目标之一，事关其政治地位与公众形象，国民党无法承担不能收复东北的政治与公众压力；三是4月18日中共军队攻占东北首府长春，使国民党颜面尽失，主战喧嚣压过了理智判断，认为只有拿下长春才能显示国民党的力量；四是国共关系起伏不定，蒋介石一直准备在适当时机对中共动武，正可以东北战场作为检验国共战力之实验场，并以此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战术、后勤、训练等方面之缺失有所矫正。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并未因东北战局之胶着而改变其战略部署。

21日，他指示熊式辉：“四平街会战，国军应彻底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

中共内部对四平作战也有不同的看法。

负责指挥东北作战的林彪一向反对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军打阵地仗，而主张以运动战为主，不计较暂时之得失，作长期作战打算。

他审时度势，于四平战前致电中共中央，认为根据东北形势，固守四平，迅速实现东北和平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东北工作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建议以便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作为当前行动的基本方针。

身处东北一线的中共党政军领导陈云、高岗、黄克诚等，也对当时形势有较深认识，认为在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进攻下，不宜采取固守城市的战略。

但中共中央的意见与东北前线领导人的建议显然不同，他们自始就要求东北前线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军事准备，表示了打大战的决心。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在四平作战期间改变中共一向避敌锋芒、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以运动战为主的战法，主要原因是他们对外界和美国可能之反应估计较高，对国民党坚持拿下四平、长春的决心估计较低，认为国内舆论和第三方面均要求停战，美国也不会听任东北战火蔓延而影响全局，只要能够守住四平，便可逼国民党停战，并在停战时确保以长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全部控制在中共手中，更便于此后与国民党讨价还价。

因此，毛泽东连续致电林彪，要求“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

；并以“东北战争，中外瞩目”

为由，要求东北方面“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筋疲力尽，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

。

同时，中共驻重庆代表团根据与国民党和美国谈判的情况，数次建议应“打得顽痛，以利谈判”

，“如东北冲突能停，和平有望，则关内问题有法解决”

，“请东北以最大之力守住四平、公主岭，大举破路，夺取铁路一二城市，以保长春，而促停战成功”

。

因此，中共中央强调东北应集中兵力，打大战，打硬战，“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际是将四平之战作为国内和平能否实现的关键，主要反映了中共中央的政治意图，但中共部队当时尚不具备与国民党军进行持久阵地抗衡的能力，反映出中共过于远大的政治目标与相对弱小的实现手段之间的不协调，这也是四平作战未达中共预期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