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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国共双方的军事动员（第3页）

在华东、华北，尤其是东北地区，国民党军时有兵力缺乏之感，而在中共力量最为薄弱（只有2个纵队）的陕北，国民党军则部署了10个整编师，却不能一鼓而下。

国民党资深将领程潜曾抱怨说：“不知蒋先生对这个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战略如何策定？重点摆在哪里？是关内？抑或关外？是由内往外打？还是由外往内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实在令人无法揣测。”

如此一来，虽然国民党认为以其优势兵力和装备，在战争打响后可以速决，而且其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也必须速决，但国民党军队战略不明、战术欠周的表现，与其速决战的预期完全背道而驰，不仅没能速决，反而在消耗战中拖垮了自己。

即便是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在经过实战后也认为：国民党军“无计划，无准备，处于被动，常犯逐次使用不充分兵力之过失”

；“多行全面攻击，兵力分散，攻防均无重点”

；“以各个战场比较优势之兵力，发动攻势，固不能获致重大之战果。

同时，散布各战场之兵力，因种种关系，抽调转用，多不自由，以致每每发现良机，而不能捕捉。”

在战场作战方面，国民党军表现出较强的优势炮火、较好的步炮协同能力、较为迅捷的交通运输能力和较为完善的筑工守备能力，尤其是其老牌主力部队，如在十年内战期间与中共交过手的第5军、18军（整编第11师），在抗日战争时期编成并经过若干重要战役磨炼的第74军（整编第74师）、新1军、新6军等，均表现出相当强的综合战力，使其可以在内战之初占据优势，四平攻击战和南麻守备战即为其战力之表现。

但如与中共部队相比较，国民党军的战术运用亦表现出以下较为明显的弱点：

（一）由于抗战时期长期守势作战的影响，相当部分的部队攻击力较为低下，过于依赖武器装备的作用，尤惧中共部队夜战、近战和白刃战；对于上级指示的理解近于教条，在作战时缺乏主动性与灵活性。

“只知呆板地沿一定进路，战备行军，无敌则进，有敌则战，不预判遭遇何种状况，亦不预筹因应对策，纯就临时状况作应急处置，行动完全追随敌人，无主动之作为，无至当之行动方案，更无全程作战构想”

。

中共部队则依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部队具有高昂的士气与精神，并充分赋予和发挥前线部队及其指挥官在作战中的主动性与灵活性，强调应时而变、应地而变，不恪守成规，中共中央“不为遥制”

，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装备欠缺的劣势。

（二）过于注重占领地盘，而忽视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

由于前述蒋介石对城镇和交通线重视，国民党军统帅部多要求部队于某日占领某地，“多以城镇为作战目标，故使匪主力得以逃走”

，结果，国民党军虽然在内战初期占领了若干城镇，却使自己背上了守备的沉重包袱，导致占地越多则被牵制的兵力也越多，反而给对手以灵活运用、任意打击的目标，所谓“败固败，胜亦不胜，盖每发动一攻势，胜后即将能机动之部队悉供于驻守，则尔后即无再主动能力”

。

相反，中共并不在意一城一地之得失，其统帅部很少要求部队占领某一地方，而是要求部队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

为此，中共还将应该歼灭的国民党进攻部队的数额分给各个战区，最初要求在6-8个月内歼灭国民党军一线部队的13，其后基本确定为每年歼灭其100个师（旅）。

这样，算上其征补，中共估计在5年之内可以基本消耗并歼灭国民党的军队。

内战的进程表明中共的算度相当精确，亦收到了实际的成效。

（三）国民党军有较为复杂的派系渊源，在所谓黄埔嫡系的“中央军”

和由地方军阀收编的“杂牌军”

之间、在“中央军”

指挥官的不同出身与人脉关系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复杂矛盾。

1946年上半年的精简整编更加剧了这种矛盾。

加之国民党军统帅部的指挥层次过多，叠床架屋，“建制常被分割，指挥系统重复而紊乱”

，军以上的指挥架构竟有多至四五级者，更有不少指挥官非有蒋介石手令不肯积极行动，而蒋个人的精力与能力总是有限的。

这就导致国民党军的协同行动多不成功，各战场之间，各战场内部，军与军、师与师之间，少有协同配合的成功范例，以致形成恶性循环，固守部队对增援部队缺乏信心，不敢坚持，总在仓促突围中被歼；而增援部队则认为固守部队不会坚守，救援缓慢，又成为中共部队围点打援之对象。

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一般赴援部队因为在未出发的时候不先加研究，更没有切实的准备作积极的行动，而只怕在中途被匪军伏击或包围，这样一开始便没有信心，就存着不能达成任务的心理。

同时被围的部队因援军不能及时达到，又不相信援军能达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宁可冒险突围，以致全部覆灭。”

在这方面，中共部队胜于国民党军。

经过八年抗战的实战磨合，中共基本形成了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既有高度集中统一，又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历史渊源的战区指挥系统，原先的地域界限已渐为战区内部的统一指挥所消融，战区内部部队之协同配合甚少发生问题；发展到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三大战役时，中共已可在相距千余里的全战区范围内进行成功的协同配合。

（四）虽然国民党军有不少新进指挥官，如杜聿明、胡琏、孙立人等有较突出表现，并已崭露头角；但亦有平庸之辈，如胡宗南因蒋之宠信一直手握重兵，占据战区高层职位，可是在内战中除了占据延安空城外几无表现；更因论资排辈并照顾人事关系，使得刘峙这样的老朽无能之辈仍占据着关键性的岗位，在其因定陶战役指挥失误被免去郑州绥署主任后，又在关键性的徐蚌会战前被委以徐州“剿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