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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国共双方的军事动员（第5页）

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

他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概括为：在战役方面，必须集中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选择敌军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一路歼灭之；在战术方面，当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敌军后，不应平分兵力，处处攻击，而应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较弱的一点，猛烈攻击之，务期必克。

他强调，“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

。

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最充分地补充自己。

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

速决，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

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

因此，“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恢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

。

在作战部署方面，中共特别强调各战区之间和战区内部的配合，并随着战争的进程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部署。

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以人数不多的中原部队吸引了大量国民党军在其周边地区，减少了其他地区的压力。

战争爆发之初，中共最初曾设想以太行（晋冀鲁豫）部队出击陇海路徐（州）开（封）段，山东部队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华中部队出击津浦路蚌（埠）浦（口）段，再视情形由太行和山东部队出击大别山，以外线作战方式，“逐步向南，稳扎稳打”

，与国民党军由南而北之推进相反，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以利保持各根据地之实力。

但当时中共的军事实力与这样的任务要求之间显有距离，根据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现实，并总结粟裕部队在内线作战的成功经验，中共很快改变了原定的外线作战方针，而以“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并将整个战争进程分为内线与外线作战两个阶段。

实践证明，中共部队依托根据地内线之有力支持，虽在国民党军进攻时失去了若干地区，但换来了消耗对手机动兵力的成功，因此10月间中共又将外线作战的时间推迟至次年春。

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

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

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

这说明中共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着重先发挥内线作战的优势。

虽然中共对内战的爆发从上到下都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但与国民党相比，中共毕竟仍处于弱势，决定与国民党破裂，打一场全面战争并非易事，部分中共高级干部也对战争的前景表示担心。

因此，当时中共还是希望“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

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

因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

这也是中共在6月间的南京谈判中仍不惜作出重大让步的主要原因。

但国民党不愿给中共以准备的时间，结果毛泽东“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

。

面对强大的对手，毛泽东有坚持到底的决心与气魄，他告诫中共干部：“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和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

为了鼓励中共全党和根据地全体人民战胜强敌的士气，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发表了如下的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