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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国民党的重点军事进攻（第9页）

国民党军发动进攻之前，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将此绝密情报传回延安，使中共得以从容准备，部署撤离等事宜，这是中共在全面内战时期最为成功的情报杰作之一。

国民党军发起进攻之后，中共陕北部队进行多日阻击作战，以掩护中共中央机关撤离。

3月18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离开延安。

次日上午，中共部队主动放弃了延安。

其后，为了更好、更有效、更方便地指导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并领导中共的工作，29日晚，毛泽东在清涧北枣林子沟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及军委机关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任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后进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4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留驻晋西北临县，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

这样，中共中央在面对国民党军进攻，撤离其多年驻地延安时，处变不惊，有条不紊地安排了今后的工作，确保了中共中央对各根据地工作领导的连续与高效，尤其是对各战场作战的统一指挥。

当时，中共内部对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陕北有不同意见，不少人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毛泽东不必留在陕北，但毛“力排众议，坚持要把党中央留在陕北”

，体现了他对于这场战争的充分自信。

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后，急于寻找中共主力决战，并企图一举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但为避免再遭伏击，他令所部采取“方形战术”

，将各部排成方阵，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山；不就房屋设营，多为露天宿营；不作单独行进，改为数路并行；在缺乏植被、黄土遍布的陕北**山梁上，胡部行进队列浩浩****，蔚为壮观，被中共讽之为“武装大游行”

。

中共中央机关以几百人的小分队，利用陕北的地形与多年形成的群众基础与胡部十数万大军周旋，其间几次遇险，亦得迅速脱离而安然无恙。

结果，胡部来回奔走，每每扑空，人困马乏；加之陕北人烟稀少，偏僻荒凉，胡部后勤全待后方补给，时有供应不及之虞，“伤落倒毙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

人马时致枵腹，故不特军纪日衰，且士气已远非昔比。”

毛泽东将此比喻为“蘑菇”

战术，即将对手磨得精疲力竭后再消灭之。

国民党过后承认：“陕北追剿作战，因无全程之指导，加以情报失灵，不仅使追剿作战捕风捉影，往返奔驰，徒劳无功，全陷被动，反而受匪欺骗，堕入陷阱，为匪所乘。”

曾经对胡宗南攻占延安大为嘉许的蒋介石，此时才发现陕北战况并不如其所预期，由希望一变而为失望。

5月25日，他直截了当地问胡宗南：“陕北军事何时可以结束？”

胡宗南无以答复，蒋令其在两个月内肃清陕北。

但“肃清”

时间一延再延，终成遥遥无期。

胡宗南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蒋寄予厚望，在国民党军系统内升迁甚速，属部众多。

自抗战中期起，其部队被部署在陕北周边，封锁中共边区，然一经与中共交手，战斗力并未显出过人之处，被中共讽为“野心十足，志大才疏”

的常败将军。

胡部占领延安，国民党除了可以借此对外大加宣传外，并未获得多少实际利益，相反却被牵制了大量兵力，并由强师被拖成弱旅，最后师老兵疲，使胡部在以后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人对攻占延安的行动不以为然，如徐永昌认为此举使国军“被抑留数万，不能将所有包围陕北者调出使用”

；延安被占后，“陕北共党若折回扰胡宗南之后，则可征其有力，如被迫仅至扰晋，则无能为矣（吾将以此测中共前途）”

。

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中共并未“扰晋”

，而是频频“回扰胡宗南之后”

。

可见中共前途之“有力”

，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也不能不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