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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国共军事攻守之易位（第3页）

但新编部队的战斗力不高，而老部队由于被拆开，战斗力反有下降，对作战并不有利。

国共第一年作战，双方最为关注的是苏北至山东一线。

国民党军以实力优势，步步进逼中共山东根据地，虽在进攻中多次失利，损兵折将，但仍维持着优势地位。

在沂蒙山区纵横百里的地区内，国共双方投入的兵力多达百万，“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

。

中共其他根据地的情况亦或多或少有所相似。

如果长期继续下去，根据地势难持久，因为有些地方“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

，而且“地里种不上粮食，部队没饭吃，怎么能打仗”

。

总体而言，中共的军事力量还未超过国民党，内线作战的余地在缩小，人力、财力、物力亦难以供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主其事者已有“长期下去实在养不起”

之感叹。

因此，在中共顶住了国民党军的全面攻势，实力已有明显上升的情况下，如何彻底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将战争和战争负担转向国统区，减轻中共根据地，尤其是山东和陕北根据地所受的破坏和压力，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在考虑的重要问题。

从军事角度而言，当时中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反攻的实力与条件，华东和晋冀鲁豫两大野战军有机动兵力可用，国民党军的机动兵力主要集中在山东和陕北，而在两地之间的漫长战线上则兵力空虚，成为其实力相对薄弱的软肋。

作为卓越的军事战略家，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这种军事格局，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决定在中共的总体军事力量尚处弱势的情况下发起反攻，并将反攻的战略突破口选在国民党军事防御的薄弱环节和威胁其统治安危的纵深地带——中原地区。

1947年5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等，提出以刘邓部队进军中原，以陈（赓）谢（富治）部队增援陕北，以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和陕北的进攻。

这是进军中原计划的最早提议。

其后，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6月29日指示陈毅和粟裕，华东野战军“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

；7月19日，决定以陈赓集团出击豫西，从而将刘邓部队独立进军中原的战役计划扩大为三支部队合作共进的战略性行动。

7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

，“直出大别山”

，“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并指挥陈谢部队的行动；同时要求华东野战军在鲁西南外线的5个纵队，策应刘邓部队的行动。

至此，中共中央的指导方针较战役计划之初已有了重大变化，战役目标不再仅仅局限于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和陕北的进攻，而是以三路大军进军中原，“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

。

至8月中旬，中共的军事战略基本成型，即以刘邓部队出击中原，实行无后方跃进式的中央突破，并以陈粟部队出击豫、皖、苏，以陈谢部队出击豫西，跟进在刘邓部队两翼，形成品字阵。

这样，中共就将主要战场由山东转到中原，将战略重心由内线移至外线，从而置山东和陕北的国民党重兵于无用武之地，打乱了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在相当程度上解脱了内线的沉重压力。

刘邓、陈粟、陈谢部队三路大军进军中原，也从战役计划转为战略行动，并因此成为中共部队转入全国性战略性反攻的起点。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12万人，在鲁西南张秋至临濮间长150余公里的黄河河段强渡黄河。

由于国民党军主力正集中在山东作战，鲁西南黄河河防兵力空虚（只有第四绥靖区的2个整编师驻守，另有1个整编师机动），且分布零散，国民党统帅部事先对刘邓部队的动向缺乏准确判断，没有充分准备，因此刘邓部队顺利渡河后连获胜利。

7月8日至28日，连续在郓城歼整编第55师，在定陶歼整编第63师1个旅，在六营集歼整编第70师及整编第32师1个旅，在羊山集歼整编第66师。

其时，整编第32、66、70师之间的距离不过20余里，但3个师未能互相救援，结果被刘邓部队分割歼其大半。

负责指挥的第2兵团司令王敬久因此役之败而灰头土脸，从此赋闲家居；第4兵团司令王仲廉率3个师救援第2兵团，但徘徊不前，作战不力，战后被押解南京军法处听候处理（1949年初被汤恩伯保释）。

刘邓部队渡河南进的行动，吸引了国民党自鲁中前线调出4个整编师回援，另自他处调动部队，共集中了8个整编师，以分进合围方式，准备在鲁西南围歼刘邓部队，或将其驱回黄河以北。

此时，刘邓部队因连续作战，已感疲劳，原决定休整一段时间之后再逐步向南发展。

但是，7月29日，毛泽东电告刘邓，“陕北情况甚为困难”

，如不能有效调动胡宗南部队，“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