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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决战前的国共两军争夺（第8页）

计划，刘邓主力在3月间全部自大别山区转入河南淮河以北地区休整。

此时刘邓部队减员近半，武器方面的损失更大，一般每个连只有30余支枪，子弹不足一个基数，重装备则减少大半，山野步炮合计只有不到50门，平均每门炮可用的炮弹只有1发稍多一点。

部队为南进“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

。

中原战场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对国共两军相争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为了打破中原战场的相持局面，进一步调动与分散国民党军，与国民党争夺中原战场的主动权，中共准备实行进一步南进作战方案。

1947年中刘邓部队挺进大别山时，中共中央军委就曾指示陈毅和粟裕，令其部署叶飞、陶勇和两广纵队先出皖西，再相机渡江至皖南，最后在闽浙赣建立根据地。

后因种种原因，此方案未付实行。

1948年1月，中共重新提出此案，要求粟裕率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

，创建闽浙赣根据地，以“迫使敌人改变部署”

，减轻中原部队的压力，并进一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

2月，中共决定由粟裕任东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由其率部于5月下旬出动，执行渡江南进任务。

随后，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1、4、6纵于3月转至黄河以北的河南濮阳地区整训，准备南进。

受命指挥渡江南进作战的粟裕，对此方案作了认真的思考，在濮阳整训期间，“认真研究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主要是权衡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

。

粟裕认为：为了彻底打败国民党，必须与国民党军进行大的较量，打大歼灭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因为该地区一马平川，便于集中兵力，进行大兵团机动作战；又有山东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为依托，可以得到充分的后勤支持。

如果以3个纵队渡江南进，虽可威胁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牵制国民党军兵力，但不利因素亦很明显，一是远距离行动，在缺乏后方支持的情况下，补充问题难以解决；二是估计国民党不会将在中原的几支主力部队（如第5军和整编第11师）调回江南，达不到预期目的。

这样，中共在中原的战场兵力减少，而国民党军基本不动，将增加打大歼灭战的困难，也不利于尽快消灭国民党军的主要力量；南进部队考虑到减员、环境等因素，也发挥不出打野战的长处；加以新区作战，远离后方，没有后勤补给，缺乏群众支持，伤病员问题也难以解决。

经过综合考量与深思熟虑，粟裕认为还是以留在中原战场继续作战更为有利。

粟裕的看法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辟江南战场、实行远距离跃进作战的战略意图明显不一致，但出于对上对下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态度，出于由战场实践而对跃进作战之利弊得失的仔细思考，粟裕还是在4月18日正式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自己的想法，这是粟裕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第二次就有关作战方向的重大战略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粟裕的建议得到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赞同，他们认为“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迟出几个月为好”

；“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

。

陈毅也认为，“部队南下后，脱离后方，无休息整顿，连续作战，艰苦疲劳，情绪受影响”

。

这些意见和看法是在综合了粟裕的建议和刘邓部出击大别山的经验教训后之所得，对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最终决策有重要的影响。

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晋察冀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南进问题。

在听取了陈毅和粟裕的汇报说明并认真讨论后，最后决定粟裕部暂不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尽可能将国民党军消灭在江北。

5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刘邓和华东局：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在汴徐线南北地区歼灭敌第5军等十一二个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

为了加强中原根据地的领导，方便中原和华东两大区的协调行动，统筹作战事宜，中共中央同时决定，将华中根据地之外的陇海路南全部地域划归中原局领导，任命邓小平为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仍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在其任职中原期间，粟裕为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兼政委。

经过这番调整，中共从战略战术和组织领导各方面为中原决战准备了条件，大战的战幕即将在中原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