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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辽沈战役（第2页）

，因此主张坚守东北，采取固点、联线、扩面的战术，维持局面。

卫立煌的主张得到东北国民党军多数将领的支持，因为他们都对长途转进撤退没有把握，也不敢承担由此导致的失败风险。

3月5日，蒋介石第二次与卫立煌商讨东北撤退问题，卫表示背敌撤退十分危险，如要安全撤退，应先增援3个军，而且难以顾及长春。

此时正值行宪国大召开前夕，东北籍人士及部分民意代表和新闻舆论均对放弃东北持批评和异议，加以东北在军事政治方面的重大战略利益，使蒋介石一时难下决断，东北撤退问题暂时被搁置。

卫立煌到东北任职后，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方针，以补充兵员、整训部队、构筑工事、抢购粮食为重点，但实际却是消极防御，毫无积极主动的作为，甚至坐视一些地方被中共部队攻击而不派兵救援，被讽为“乌龟不出头战术”

，结果是“由死守到守死”

。

6月，廖耀湘认为辽南共军不多，提出将主力撤至营口、“剿总”

迁往锦州的方案，但卫立煌顾虑由此导致沈阳、长春的失守，自己将承担责任，加以与廖在人事关系和指挥权等方面的矛盾，没有同意廖的提议。

7月19日，卫立煌飞南京，与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等商讨东北局势。

卫立煌表示东北守军已恢复战力与精神，除长春守军粮煤不济外，并无其他顾虑，坚决表示不愿放弃沈阳；对于打通锦沈路撤至锦州，认为以此时士气与将领心理，不仅为绝不可能，且徒损兵力，反增沈阳危机。

经过讨论，他们决定东北暂时固守沈阳，积极整顿补充，恢复战力，待命出击，并作全军撤集关内之准备；长春守军相机撤至沈阳，并速作接应部署。

在8月的军事检讨会议上，卫立煌仍提出，不放弃打通锦沈线计划，但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必要时有计划撤退。

会议决定“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

。

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困守东北，不能有所作为，增援无望，还需要大量的空运补给，实际已成为一个包袱，因此国民党统帅部希望将东北部队撤运入关，既增加关内的军事实力，又甩掉东北的包袱。

但一来东北前线将领都不敢承担丢失东北的责任，何况能否顺利撤退确为问题；二来国民党军驻守东北可以牵制中共力量，仍有相当的战略利益；三来放弃东北的政治风险难以把握。

结果国民党决策层在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不决，虽经多次商讨而始终无法作出明确决断，致东北局势在时间流逝中演变至无可挽回之局面，撤退的时机亦不复再现。

1947年底至1948年初的冬季攻势结束后，中共已在东北占据了97%的土地、86%的人口和95%的铁路，部队数量接近百万，基本实现了大兵团和正规化，武器装备实力大增，火炮数量超过5000门，而且后方稳定，补给便捷，是当时中共对国民党具有绝对优势的惟一一个战区。

除了实力上的优势外，东北野战军还在实战中发展出一套较为完整的进攻战术，如四快一慢（前进快、准备快、扩张快、追击快，总攻发起时间慢）、一点两面（集中力量突破一点，两面迂回包围）、三三制（进攻时班以三个小组为单位，以疏散队形，减少伤亡）、三猛（猛打、猛冲、猛追）等，这些战术在实战中被不断演练、运用与改进，大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使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兵强马壮、能打胜仗的劲旅。

中共将决战战场首先选定在东北具有充分的有利条件。

1948年初冬季攻势结束后，如何选择下一步作战方向，在中共中央和东北野战军领导人之间有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从全国战局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认为东北野战军“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

，“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

从蒋介石当时曾决策东北国民党军南撤锦州的动向而言，毛泽东的考虑的确是有战略眼光和充分道理的。

林彪也认为：“将敌堵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

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

但他同时又认为：“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是不会退的。”

从卫立煌对长春的顾虑而言，林彪的看法也有其理由。

1948年4月中旬，林彪提出先打长春的方案，认为长春已是孤城，可望在半月内拿下，并可歼灭可能由沈阳北上之援军一部；如南下作战，“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各城市”

，长途补给的后勤困难亦无法解决。

4月2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认为他们提出的困难，“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

，要求他们“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

但出于对战区指挥员判断与决策的尊重，毛泽东还是同意了林彪提出的先打长春的方案，尽管他在内心里实际上还是偏好南下作战的方案，所以他才在电文中指出：“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