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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国民党军事的全面败退（第1页）

第四节　国民党军事的全面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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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至5月间，国民党军自长江防线全线败退。

5月14日，已经迁移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致电各部称：“查自匪军南渡，我各级部队于转进途中，既未采用机动方法，窥破好机，予深入之匪以反击，复未站稳脚跟阻止匪军之冒险穷追，似此消极性之转移如不严加纠正，则影响今后作战至巨。

须知匪以孤军深入，既无后方，又无补给，其战线绵亘数千里，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犯兵家之大忌。

我军正宜乘敌兵力分散，予以严重打击，纵部队残破或情况与我不利，亦应发扬革命精神，以残破之兵力向敌后方转进，机动袭击。

倘不战而退，自甘溃散者，既亏我军人之职守，复为国法所不容。

兹特明白晓谕：嗣后各级部队长应振作士气，不断求匪而攻击之，凡有不遵命令专以避战为能事者，决按军法及连坐法从严惩处，并撤销其番号。”

但此等严令对败退中的国民党军多半失效，此时的残余国民党军已是将无斗志、兵无士气、指挥失灵、装备破损，很难组织有效的抵御，而是稍触即溃，一退再退。

面对长江防线失守后的军事败局，国民党提出在战略上“巩固反攻基地，培植新生力量，厉行军事革新，实施总体战”

，战术上实行“避实击虚，以明击暗，以大吃小，速战速决”

。

但对军事部署的重点，蒋、桂两系显然有不同的考虑。

李宗仁和白崇禧准备以白部担任粤汉路防御，其中以鲁道源、陈明仁、张轸兵团部署在粤汉路正面，黄杰、沈发藻兵团部署在湘东和赣西南，将陕南胡宗南部队调到鄂西，鄂西宋希濂部队调到湘西，胡琏和刘安祺兵团调至赣南和粤北，其他部队位于两侧的大弧形防守线，其防守重心名为国民党政府迁移后之所在地广州，实则着眼于桂系的基本根据地广西。

他们还准备将汤恩伯余部调至粤东和闽南，绥远部队西调宁夏，马家军南撤甘青，以在外围牵制中共部队的进军。

桂系的做法自然不为蒋介石所接受，蒋的部署重心，一在以台湾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二在西南川康黔滇，准备以这两处为最后退守地，待机而动。

他甚至在给国民党政府的指示中压根未提及两湖与两广的防守问题。

由于蒋介石仍掌握着国民党的实权，所以李、白根本无法调动蒋系部队。

根据蒋的旨意，胡宗南部留守陕南，宋希濂部退往鄂西南，均以拱卫四川为任务；胡琏兵团被调往粤东，刘安祺兵团调往海南，汤恩伯余部退至舟山福建，均以巩固东南沿海为责任。

何应钦还曾提议：“华中主力于不得已时转移入黔，与四川国军凝为一体，确保西南半壁，徐图再举。”

这种削弱两广防守、为蒋介石做嫁衣裳的做法也得不到桂系的同意。

本已残破不堪的国民党军，更因这样的矛盾内讧而致越发缺少战略配合，在全局层面已不能进行有效的作战部署。

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三路大军先后渡江之后，进军速度甚快，对中共而言，全国胜利已是指日可待。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

5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指示，作出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以第三野战军“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

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第二野战军“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第三野战军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

，“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

，同时“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

；第四野战军在年内占领两广；第一野战军在年内占领甘、宁、青，并准备明年经营新疆，另以一部经营川北。

毛泽东特别强调：“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采用大迂回、大包围战法，切断国民党军退路，以全歼国民党军的追击战略开始初步成形。

在中共部署向全国进军的过程中，美国可能干涉的因素一直起着一定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

"5月27日第三野战军进占上海，次日毛泽东致电各野战军首长，指出：“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

例如美国正和英、法等十二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留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准备撤走，英国在香港增兵，广州国民党亦有某些高兴的表示等事，可以看出这种象征。

将来是否会演成干涉的事实，目前还不能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