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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共建国的理论准备（第2页）

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

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

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毛泽东在文中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

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毛泽东此文成为中共建国准备过程中带有纲领性意义的文献，从理论上指导了建国准备工作，并用以统一各阶级、各党派、各团体参加建国准备工作的思想认识。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打消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及知识分子中尚存的走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的幻想。

由于国民党在战争中已经失去了民心，认为国民党还会在未来中国政治中起重要作用的观点并不多见，但是在部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代表民主党派中，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或称中间道路的看法不在少数。

他们主张实行国会制、内阁制等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并在美苏两强中保持中立立场。

在这部分人的心目中，最理想的建国模式是召开1946年式的政协，以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作为和平建国的基础，建立新的国家政权。

这样的理念与中共建立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张未尽一致。

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代表，各民主党派因为不满于国民党的一党训政，进而要求政治参与权，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他们因此成为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政治盟友，成为中共建立反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所要争取的重要对象。

但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与中共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中间的部分人士对社会主义、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等有着诸多疑虑。

当国民党已经失去民众支持之后，他们走第三条道路的言论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也为仍企图在中国保持影响力的美国所看重。

正因为如此，中共对他们采取了既团结联合，又适度批评的政策，政治上坚决反对任何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打消他们在这方面任何可能的幻想，强调“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

，同时在实际准备建国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给予他们适当的安排，争取他们的理解与合作。

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在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中，要求“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

；同时，“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

。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系列纠正“左”

倾偏向的文件，提出：“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以公开批评导引中间派的政治倾向，而以实际利益吸引中间派的政治支持，这就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的策略方针。

对于有美国支持的、企图保持国民党政治作用的“和平运动”

和企图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鼓动中国实行美式民主以保持美国对中国影响力的“中间运动”

，中共更是保持着高度警惕，认为这“实际上是为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喘息时间，以便休整兵力，卷土重来，消灭人民力量”

。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指示他们“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作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圈套里去”

；同时，“应在人民中随时揭破美帝和反动派的阴谋，以免上当”

。

1949年1月，蒋介石暂告引退，国民党提出和谈主张，企图获得暂时的喘息之机。

中共中央提出，对美国“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

，“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针锋相对地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