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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近代史史书的编纂（第3页）

第四，关于政治史或革命史体例问题。

中国近代史书的撰写，即使在1949年以前，不管是持有何种史观的作者，都具有时代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除了个别例外，中国近代史往往写成近代政治史。

1949年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冲动一直在继续，反映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不管是写旧民主主义革命史，还是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往往强调了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那一面。

后来有学者批评这是“革命史观”

。

这种批评不一定准确，但是一部近代史写成了政治史或者革命史，这是大家都有感受的。

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内容也是偏重于政治史。

这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重要时期，在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期，在需要用中国近代史的知识体系为中国的革命和前途呼喊的时期，显然是有道理的，反映了时代的需要。

但是，在那场革命胜利以后，在讲究科学体系的时候，从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看，这却是需要改进的。

长期保守那种状况，学术界不会满意，读者不会满意。

20世纪60年代初，参加撰写《中国史稿》第四册的作者们，看到了这一点，努力作出改变。

依照《中国史稿》第四册主持人刘大年的看法，1840年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的三个不同时期。

在那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

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

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出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

《中国史稿》第四册这种写法，就是总结了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

该书是作为干部读物撰写的，出版后成为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很多。

1982年全国近代史专家在承德举行学术讨论会，会上有的研究者评论说：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四册。

这个评论指出了那本书在一段时间里流行的情形。

可惜这本书不到18万字，虽然有一个较好的框架，但正如评论家所说是“有骨头无肉”

，不能算是一部丰满的近代史书。

“**”

结束，刘大年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稿》，就是用这本书作为提纲。

它的缺点是没有从110年的全程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没有照顾到中国近代史领域迄今为止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史的专题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对中国近代史的体系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这部计划写成五册的书最后没有完成，成为了近代史研究所的又一部半本《中国近代史》。

胡绳的著作，规模较大，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几本书，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学者们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它基本上确定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框架，确认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进程，确认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认了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具体编写上大体接受了三个革命**的概念。

但是，“**”

中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他们鼓吹“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影响到将来”

的奇谈谬论，要“大批资产阶级”

，滥用、歪曲阶级斗争理论。

“四人帮”

的“儒法斗争”

是他们从事篡党夺权的政治手段，由于打着学术的旗号，使中国的学术文化事业，包括中国近代史研究，遭到空前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末，刘大年曾经指出：“新近出版的近代史读物，重复劳动多，新增加的东西少，说来说去，总是一个简单公式：‘两个过程，三个**，八大事件’，陈陈相因，了无新制，缺少专题研究的艰苦功夫。”

这个批评，对于往后重复产生的中国近代史书，无疑也是当头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