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10（第7页）

他闻了闻雪茄，问道：“你还有吗？”

“还有一大把，”

我告诉他，“我的战友，”

我指了指克罗普，“也有不少。

我们很愿意明天从军医院火车的窗户里递给您。”

他当然明白，又闻了一遍雪茄，说道：“成交。”

我们晚上一分钟也没有睡。

我们的病房里死了七个人，有一个人在开始喘气之前扯着嘶哑的高音唱了一个小时的赞美诗，另一个人走下病床蜷缩在窗边。

他躺在床前，好像要最后一次向外张望。

我们的担架立在火车站。

我们等着火车。

天下雨了，火车站没有屋顶。

毯子很薄。

我们已经等了两个小时，那位上士像母亲一样照顾着我们。

尽管我感觉很糟，却没有放弃我们的计划。

我偶尔给他看看那个小包，还预付给他一支雪茄。

作为感谢，上士给我们盖上了一块帐篷布。

“天哪，阿尔贝特，”

我突然想到，“我们的床和猫——”

“还有俱乐部里用的安乐椅。”

他补充道。

是的，用红丝绒做的安乐椅。

我们坐在上面吃了王侯一般的晚餐，还打算以后按钟点出租它们。

每小时一根香烟。

这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也是一门生意。

“阿尔贝特，”

我又想了起来，“我们的食品袋。”

我们变得忧伤。

那些东西我们还会用得上的。

只要火车晚一天开，卡钦斯基就肯定会找到我们，把东西带给我们。

可恶的命运。

我们腹中装着面粉汤和寡淡的医院饭菜，而我们的袋子里装着烤猪肉的罐头。

但我们是那么虚弱，已经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激动了。

早晨的火车进站的时候，担架已经湿透了。

上士费心让我们登上同一节车厢。

车上有几个红十字会的护士。

克罗普被安置在下铺。

我被抬了起来，准备送到他的上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