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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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这样，”

护士说，“但他不应该用上了石膏的腿爬下床。

您想要什么？”

她转向我。

我对这一新的转变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我不知道这种东西的专业术语叫什么。

护士就来帮我了。

“小的还是大的？”

真是丢脸!我像猴子一样大汗淋漓，尴尬地说：“嗯，只要小的——”

无论如何，至少达成了效果。

我得到了一个瓶子。

几个小时以后我就不是唯一一个了，到了早晨我们都习惯了，可以毫无羞愧地提出我们需要什么。

火车慢慢开动着。

有时候车会停下，把死人抬出去。

车经常停下。

阿尔贝特发烧了。

我倒是没有，我只是疼痛，但糟糕的是石膏下面可能有虱子。

痒得可怕，我却没有办法挠。

我们整天昏睡着。

风景静静地掠过窗口。

在第三天晚上我们到了赫柏斯塔尔。

我从护士那里听说因为阿尔贝特发烧了，下一站就要把他抬下去。

“这列火车开到哪里？”

我问。

“到科隆。”

“阿尔贝特，我们待在一起。”

我说，“你看着。”

护士第二次巡视的时候我把呼吸逼到头上。

我的脸涨红了。

她站住了。

“您觉得痛吗？”

“是的，”

我呻吟着，“突然开始的。”

她给了我一支体温计，然后走了。

我在卡钦斯基那里已经学会了方法。

这种军用体温计不是给有经验的军人设计的。

你只要让水银柱升上去，它就会停在真空管里，不会再下落了。

我把体温计夹在腋下，向下倾斜，用食指不断地弹着它。

然后我摇晃着它。

这样我就升到了37.9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