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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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告诉我，他已经有九年没去过巴西了，不过他向我保证，他离开巴西的时候我的合伙人还活着，但是，同他一起照管我那份产业的那两位受托人已经死了。

不过，他相信我肯定能拿到那座种植园收益的详细账目，因为大家都以为我船毁人亡了，两名受托人便将我在那座种植园的股份应得的收益账目报给了地方检察官，地方检察官做出了如下安排：假如我不去索还，就把其中三分之一划归国王，三分之二划归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用于救济贫民和教化印第安人信奉天主教。

但是如果我去索要，或者有人申请我的遗产，那就必须发还。

只有每年用于慈善事业的收益是不能发还的。

但是他向我保证，国王的土地税管理者和修道院的管事一直都非常用心，确保我的合伙人每年都如实申报收益账目，并上缴我应得的部分。

我问他是否知道种植园发展到什么水平了，照他看值不值得我去照管。

又问他，如果我去那里把自己那份财产收回来，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

他告诉我，种植园具体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他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他知道，我那个合伙人仅仅享有种植园一半的权益，就已经成了巨富。

仔细回想起来，当时他就听说，划归国王所有的那三分之一股（似乎是拨给了某个修道院或者宗教机构），每年收益都多达两百摩伊多。

而且，顺利收回这份产业也完全不成问题，因为我的合伙人还活着，可以证明我的股权，而我的名字也在那个国家进行过登记注册。

此外，他还告诉我，我那两位受托人的后人都是非常正派的人，而且非常有钱，他相信我不但能在索还财产时获得他们的帮助，还会从他们手中拿到一大笔属于我的钱，那是农场在他们父亲受托保管期间上缴前的收益，据他回忆，他们受托后十二年才开始上缴。

我听了这番话有点儿忧心忡忡。

我问老船长，我的受托人明知道我立下了遗嘱，指定他这位葡萄牙船长为我的绝对继承人，怎么会这样处理我的财产？

他告诉我，虽则如此，但是没有证据证实我死了，他就不能作为我的遗嘱执行人行事，除非能证明我的死亡。

何况，他也不愿意卷入这远隔重洋的事。

他确实去登记了我的遗嘱，也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

要是能提供我的死亡证明，他早就根据代理权接管我那座“因戈尼奥”

（他们称制糖作坊为“因戈尼奥”

），并派现在在巴西的儿子去处理此事了。

“可是，”

老人家接着说，“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对你来说，这件事可能不像其他的事那么容易接受，那时候大家以为你死了——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你的合伙人和受托人就以你的名义把头六七年的收益交给了我，我也收下了。

不过当时开支太大，又是扩建厂房，又是建制糖作坊，还要买奴隶，进账远远比不上后来。

不过，我会把自己一共收到多少，又是如何处置的，列一份详细的账单。”

我和这位老朋友又商讨了几天。

几天后，他把种植园最初六年的收益账单拿给了我，上面还有我的合伙人和那两位受托人的签名。

当时交的都是现货，有成捆的烟叶和成箱的糖，还有朗姆酒、糖浆等制糖作坊的副产品。

从那份账目上来看，我的收入每年都有显著的增长，不过正如前面说的那样，刚开始开支很大，结余并不多。

不过，老人家告诉我，除了四百七十个金币外，他还欠我六十箱糖和十五大捆烟叶。

我离开巴西十一年后，他回里斯本途中轮船失事，那些货物全没了。

接着，那个善良的好人开始向我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说他是万不得已才拿我的钱去弥补损失，跟人合股买了一条新船。

他说：“不管怎么说，我的老朋友，我不会让你缺钱用的，这些钱你先拿着，等我儿子回来就可以全部还给你了。”

说着，他取出一个破旧的荷包，给了我一百六十个葡萄牙金币，还把他儿子开去巴西的那艘船的股权让渡书给了我（那艘船他有四分之一的股份，还有他儿子四分之一的股份）。

他把两张股权凭证塞到我手里，说是作为其余欠款的担保。

这个正直而善良的可怜人让我深受感动，都不忍心再听他说下去。

想起他以前为我做的种种，想起他是如何把我从海上救起来，对我又是如何慷慨，特别是，现在对我又是多么真诚友善，听着他对我说的那些话，我忍不住潸然泪下。

我问他，以他目前的状况，拿不拿得出这么多钱，拿出这笔钱会不会让他手头拮据。

他说，拮据肯定会拮据一些，但那是我的钱，我可能比他更需要这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