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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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围墙上安装了一排鹰眼似的摄像头，这是唯一能说明里面的人非常危险的标记。

他们对接待处的布置可谓不遗余力，为的是让它具有友好的氛围——里面放了几张蓝色的长沙发，墙上贴着粗陋且孩子气的绘画作品，那是病人的创作。

我觉得它不像家防范严密的精神病诊疗所，倒像家幼儿园。

一个高个子男人来到我身边，微笑着伸出手，自我介绍说他叫尤里，是诊疗所的护士长。

“欢迎你来到格罗夫，”

尤里说，“我们没有欢迎委员会，只有我。”

尤里约莫有三十七八岁，人长得很帅气，体形优美，满头黑发，领子没有遮住的脖子上有蜿蜒的部落文身。

他身上除了有股烟味，还有修面后留下的须后水香气。

他说话略带一些口音，但英语说得非常完美。

“我是七年前从拉脱维亚过来的，”

他说，“当时我一句英语也不会，可是一年后就很流畅了。”

“令人钦佩。”

“其实也没什么。

英语比较容易，拉脱维亚语就难得多了。”

他哈哈一笑，从腰间的皮带上取下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从中取出一套递给我。

“这是单人病房的钥匙，你会用得着的。

你还得知道每间病房的密码。”

“还不少呢。

我在布罗德穆尔的时候只有几把。”

“是啊，不过我们最近提高了安全级别——自从斯特芬尼走马上任之后。”

“斯特芬尼是谁？”

尤里没有回答。

这时候从接待室后面的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女人。

尤里冲她点了点头。

她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年纪是四十五六岁，留着两边修成锐角的波波头。

“我叫斯特芬尼·克拉克，”

她说，“格罗夫诊疗所的主管。”

斯特芬尼对我敷衍地笑笑。

她与我握手时，我留意到她的握手比尤里有力度，握得比较紧，却少了几分热情。

“作为主管，”

她说，“我优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

不仅是病人的安全，还有每个工作人员的安全。

如果你都不安全，那你的病人也不会安全。”

接着她递给我一个小东西——便携式警报器。

“这个东西你要随身携带。

不要把它供奉在办公室里。”

我尽管不想要，还是连忙说：“好的，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