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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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同意来见我，我很高兴。”

我说。

我在等她的反应。

发现她不会有什么反应后，我继续说：“你不了解我，但是我比较了解你，这是我所具备的优势。

你的名气不小——我是说你作为画家的名气。

我是你作品的粉丝。”

没有反应。

我稍微调整了自己的坐姿：“我询问了迪奥梅德斯教授，问他我们是不是可以面对面地谈谈，他爽快地安排了这次见面。

谢谢你同意前来。”

我稍事犹豫，希望能得到某种形式的认可——比方说眨眨眼睛、点点头、皱皱眉头等。

毫无反应。

我揣摩着她内心在想什么。

也许她服药太多，什么也没法想。

我想到我的心理治疗师鲁思。

面对这种情况，她会怎么做？她会说，我们人是由许多不同部分组成的，有好的，也有坏的。

健康的大脑可以容忍这种矛盾，同时兼顾好坏两个部分。

精神疾病的成因，恰恰是因为缺乏这种整合能力，结果失去了与我们身上这些不可接受的部分的联系。

如果我要帮助艾丽西亚，就要找到她隐藏起来、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些部分，那些处于她意识边缘之外的东西，把她精神状态图中的各个点连接起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全还原她杀害自己丈夫那天晚上的种种可怕事件。

这将是一个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

正常情况下，与病人的首次接触不会有什么紧迫感，也不会有想定的治疗方案。

一般来说，最初几个月我们只是相互交谈。

在理想的情况下，艾丽西亚会主动跟我谈她自己、她的生活、她的童年。

我会洗耳恭听，逐步勾勒出一幅图像，等我认为信息已足够完整，我可以据此做出准确、有效的解释的时候，我就没有必要再与她交谈，再听她说了。

我将通过非语言线索搜集我所需要的信息。

比如我身上的反移情作用，即在治疗过程中，艾丽西亚在我身上引起的情感。

当然，还包括我能从其他渠道收集到的所有信息。

换句话说，我启动了一项帮助艾丽西亚的计划，却无法知道如何去执行。

现在我必须去履行这项计划，不仅是为了证明给迪奥梅德斯看，更重要的是，为了尽到我对艾丽西亚的责任：帮助她。

我看着坐在对面的她，发现她还处于药物控制下的迷糊状态，嘴角流着口水，手指像可憎的蛾子般抖动。

我突然觉得一阵前所未有的痛苦袭扰。

我感到极度难过，为她，也为像她这样的人——我们所有人，所有受过伤害、迷失自我的人。

当然，这些话我都没有跟她说。

在这种场合下，我做了鲁思会做的事情。

我们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