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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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杯茶吧？”

鲁思把我领进起居室时说。

房子里的陈设依然如故，与我记忆中的一样——一块小地毯、厚重的窗帘、扶手椅、褪色的蓝色长沙发、壁炉上那只嘀嗒作响的银色座钟。

我顿时觉得心里得到了安慰。

“说实在的，”

我说，“我想喝点更来劲的。”

鲁思瞟了我一眼，但没说话。

不过她也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拒绝我。

她倒了杯雪利酒递给我。

我在长沙发上坐下。

这也是习惯使然，因为我在接受心理治疗时就坐在左边这个位置，把手臂放在扶手上。

我手指下方的沙发表面，已经被许多焦虑的病人磨薄了，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我喝了一小口雪利酒，慢慢把它咽下去，只觉得它暖暖的、甜甜的，有点黏稠。

我发现鲁思一直在观察我。

她光明正大地看着我，目光并不阴沉，也没有使我感到不安。

二十年来，鲁思从来都没有使我感到难堪。

我闷声不响地坐着，先把雪利酒喝完。

“端着杯子坐在这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我知道你通常不给病人倒酒喝的。”

“你早就不是我的病人啦。

你是朋友嘛。

看你的样子，”

她语气温和地说，“你现在需要一个朋友。”

“我的样子有那么糟糕吗？”

“恐怕是的。

而且事情肯定很严重，否则你不会不请自来，更不会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来。”

“你说得对。

我觉得——我觉得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怎么啦，西奥？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