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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翠文谈自序（第2页）

这是“夫子自道”

么？也可以说有那么一点。

我自二十岁起，开始弄文学，蹉跎断续，四十余年，而发表东西比较多，则在六十岁以后，真也够“费劲”

的。

呜呼，可谓晚矣。

晚则晚矣，翠则未必。

我把去年出的一本小说集命名为《晚饭花集》，现在又把这本书名之曰《晚翠文谈》，好像我对“晚”

字特别有兴趣。

其实我并没有多少迟暮之思。

我没有对失去的时间感到痛惜。

我知道，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

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

一个人的气质，不管是由先天还是后天形成，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

人要有一点自知。

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

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

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

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

中国古人论书法，有谓以写大字的笔法写小字，以写小字的笔法写大字的。

我以为这不行。

把寸楷放成擘窠大字，无论如何是不像样子的，——现在很多招牌匾额的字都是“放”

出来的，一看就看得出来。

一个人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比较“事理通达，心气平和”

了。

在中国文学的园地里，虽然还不能说“有我不多，无我不少”

，但绝不是“谢公不出，如苍生何”

。

这样一想，多写一点，少写一点，早熟或晚成（我的一个朋友的女儿曾跟我开玩笑，说“汪伯伯是‘大器晚成’”

），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偶尔爱用“晚”

字，并没有一点悲怨，倒是很欣慰的。

我赶上了好时候。

三十多年来，我和文学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有时甚至完全隔绝，这也有好处。

我可以比较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一个较远的距离外思索生活。

我当时没有想写东西，不需要赶任务，虽然也受错误路线的制约，但总还是比较自在，比较轻松的。

我当然也会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带有庸俗社会学色彩的文艺思想的左右，但是并不“应时当令”

，较易摆脱，可以少走一些痛苦的弯路。

文艺思想一解放，我年轻时读过的，受过影响的，解放后被别人也被我自己批判的一些中外作品在我的心里复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