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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同志二三事（第3页）

就把小伙子“一板打死”

。

对赵树理，他可没有办法，树理同志这种左右开弓的拳法，他大概还没有见过，很不适应，结果往往败北。

赵树理同志讲话很“随便”

。

那一阵很多人把中国农村说得过于美好，文艺作品尤多粉饰，他很有意见。

他经常回家乡，回来总要做一次报告，说说农村见闻。

他认为农村还是很穷，日子过得很艰难。

他戏称他戴的一块表为

“五驴表”

，说这块表的钱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

——那时候谁家能买五头毛驴，算是了不起的富户了。

他的这些话是不合时宜的，后来挨了批评，以后说话就谨慎一点了。

赵树理同志抽烟抽得很凶。

据王春同志的文章说，在农村的时候，嫌烟袋锅子抽了不过瘾，用一个山药蛋挖空了，插一根小竹管，装了一“蛋”

烟，**几口，才算解气。

进城后，他抽烟卷，但总是抽最次的烟。

他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棕黄的皮儿，烟味极辛辣。

他逢人介绍这种牌子的烟，说是价廉物美。

赵树理同志担任《说说唱唱》的副主编，不是挂一个名，他每期都亲自看稿，改稿。

常常到了快该发稿的日期，还没有合用的稿子，他就把经过初、二审的稿子抱到屋里去，一篇一篇地看，差一点的，就丢在一边，弄得满室狼藉。

忽然发现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即交编辑部发出。

他把这种编辑方法叫做“绝处逢生法”

。

有时实在没有较好的稿子，就由编委之一，自己动手写一篇。

有一次没有像样的稿子，大概是康濯同志说：“老赵，你自己搞一篇！”

老赵于是关起门来炮制。

《登记》（即《罗汉钱》）就是在这种等米下锅的情况下急就出来的。

赵树理同志的稿子写得很干净清楚，几乎不改一个字。

他对文字有“洁癖”

，容不得一个看了不舒服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