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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愣子（第2页）

从东城抬到西城，压得肩膀够呛。

我那时还年轻，也有抬伟人像的任务。

有一年，我和二愣子分配在一个组。

他把伟人像扛上肩，回头一看，放下了。

“怎么啦？”

——“我不抬这个老日本！”

我们抬的是德田球一。

跟他说：这个老日本是个好日本人，是日共的领袖。

怎么说也不成。

只好换一个人上来，把他调到后面去抬伊巴露丽。

解放初期，纪念会特多。

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都要开会。

由文化局的副局长或文联副秘书长主持会议，一个政工干部讲讲节日的来历、意义。

政工干部也不用什么准备，有印发的统一的宣传材料，他只要照本宣科摘要的念一念就行。

这些宣传材料每年几乎都是一样，其实大可不必按期编印，汇集一本《革命节日宣讲手册》，便可一劳永逸，用几十年。

这些节日纪念，照例有群众代表讲话。

讲话的照例是二愣子。

他对什么芝加哥女工罢工、示威游行、蔡特金、第二国际……这些全不理会，他只会诉苦，讲他的父母被杀害，妹妹被日本兵糟蹋了，声泪俱下，号啕大哭。

到了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他也上去诉苦，那倒是比较能沾得上边的。

他的诉苦，起初是领导上布置的。

后来，不布置，他也要自动诉苦。

每回的内容都是一样。

曾经受过感动的，后来，不感动了。

终于，到了节日，人事处干部就说服他，不要再诉苦了。

“不叫诉苦？”

他很纳闷。

我后来调到别的单位，就没有看见二愣子。

“**”

以后，见到市文联、文化局的老人，我问起：“二愣子怎么样了？”

他们告诉我：二愣子傻了，进了福利院。

一九九〇年五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