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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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先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处长开始，七点十分。

华盛顿时间是凌晨一点十分。

考虑到美国时间比我们晚，我先和他订好的。”

“然后是布鲁塞尔，七点半；阿姆斯特丹，七点四十五分；波恩，八点十分；约翰内斯堡，八点半；苏格兰场，九点；最后是罗马，九点半。”

“都是各国凶杀处的负责人？”

勒贝尔问道。

“是，或者是相应职务的人。

苏格兰场是安东尼·曼林逊先生，刑事助理警务处长。

看来他们的城市警察系统里没有凶杀处。

除此之外，除了南非，都是凶杀处的头儿。

我实在找不到凡·鲁伊斯，所以您将和助理警务处长安德森通话。”

勒贝尔想了一会儿。

“很好。

我更希望是安德森，我们曾经一起办过一次案子。

还有语言问题，他们之中，三个说英语。

我估计只有比利时的会讲法语。

其他人如果需要的话，差不多也能说英语——”

“德国的那个迪特里希会说法语。”

卡伦插嘴道。

“好，那我就直接和讲法语的说。

其他五个，我得让你给我在分机配个口译员。

我们该动身了，走吧。”

六点五十分，两个警探乘警车来到窄小的保罗·瓦勒利路，在一扇绿色大门外停下。

这里就是国际刑警的总部。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勒贝尔和卡伦窝在地下通讯室的电话旁，和世界顶级刑警的老大们通电话。

高频信号就是从这座建筑物屋顶交错高耸，仿佛豪猪棘刺一样的天线发射出去，穿越三大洲的。

信号先是飞越平流层，在其上的电离层反射，然后返回几千英里之外的地面，最后到达另外一根从某个房顶伸出的铝杆上。

波长和干扰器都可以保障通话不被截听。

在整个世界都在品尝早晨的咖啡或者睡前的最后一杯酒时，探长们正在电话里紧张地联系着。

每一通电话前，勒贝尔的要求都差不多。

“不，警务处长，我目前不能把我对您的帮助请求设定为两国警方之间的官方请求……当然，我会以官方身份行动，只是目前我们并不确定，究竟是刚刚形成犯罪行动的意图，还是已经进入实地准备阶段。

目前只是初露端倪，纯属例行调查……嗯，我们在找一个人，关于这个人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外貌特征描述也只是个大概……”

每次通话他都尽可能地把自己知道的讲给对方听。

但对话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些外国同事总会问到一个让他难堪的问题。

他们每个人都问他，为什么要找他们帮忙，有没有什么线索他们可以据以提供帮助。

每当这个时候，他只能报以一阵尴尬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