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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害人（第5页）

塞族人离开了，退到了俯视特拉夫尼克的弗拉西奇岭的北部，越过拉斯瓦河谷，进入到河谷对岸的班亚-卢克。

克族人也被迫出走，他们大多数去了南方十英里远的维特茨。

这样，形成了三个独立的种族堡垒。

每个地盘都有各自的难民蜂拥而入。

全世界的媒体把塞尔维亚人说成是这些大屠杀的刽子手，尽管人们也看到过一些孤立的塞族村庄同样遭到了屠杀和洗劫。

归罪塞族人的理由是，在原南斯拉夫，塞族人拥有对军队的控制权；当国家分裂时，他们夺取了百分之九十的重武器，这使得他们有了绝对的武力优势。

同样，克罗地亚人在屠杀他们地盘里的少数非克族人时，并不显得心慈手软，而且克罗地亚得到了德国总理的不负责任的提前承认，从而使得他们能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武器。

波斯尼亚人基本上没有武器，并在欧洲政治家们的忠告下维持着这种状态。

结果，他们遭受了最多的迫害。

一九九五年暮春，美国人对隔岸观火感到厌烦和恼火了，决定使用武力教训塞族人，并迫使各派坐到俄亥俄州代顿的谈判桌边。

《代顿协定》将在那年的十月得到执行。

里基·科伦索将看不到那一天。

里基抵达特拉夫尼克时，从山对面塞族人阵地上发起的炮击已经基本上停止了。

大多数建筑物的墙上贴着木板，如果遭到枪击，木板会被击成碎片，但房屋得以保全。

许多窗户上的玻璃已经不见了，遮着塑料布。

那些色彩绚丽的清真寺倒没有遭到直接打击。

城里两座最大的建筑物——中学的体育馆和曾经很著名的音乐学院——挤满了难民。

由于无法去附近的乡间，从而无法去种庄稼，三倍于原人口的难民依赖于援助机构才能幸存下来。

那就是“面包和鱼”

和其他十几个小型的非政府机构发挥作用的地方。

两辆吉普车的任务排得很紧，满载着五百磅的救济品，还要长途跋涉去周边村庄，那里比特拉夫尼克市中心更需要救援。

里基同意驾驶吉普车把救济粮食运往南方的山区。

从一开始他在乔治城家里的电视荧屏上看到人类受苦受难，到他来到这里，已经有四个月了。

现在他很高兴，他正在做着他想做的事情。

当他把一袋袋小麦、玉米、奶粉和汤料运进一个已经断粮一个星期的孤立村庄时，那些古铜色脸庞的农民和睁着大眼睛的孩子们，深深地打动了他。

他相信，他这是在以某种方式回报仁慈的上帝让他生为一个美国人的恩情。

他不会说南斯拉夫的通用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不懂波斯尼亚的方言。

他对当地的地理一点也不了解，搞不清楚哪些山路通向何方，以及哪里安全、哪里有危险。

约翰·斯莱德让一个波斯尼亚当地的工作人员法蒂尔·苏勒耶曼与他搭档。

那是一个年轻人，在学校里学过英语，可以当他的向导和翻译。

整个四月份和五月的上半月，里基每星期寄一封信或一张明信片给他的双亲。

借着同事去北方装运救济品的机会，这些贴着克罗地亚或奥地利邮票的信件，虽多少有些延误，但都抵达了华盛顿郊外的乔治城。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里基发现自己单独一人在负责整个中转站。

那个瑞典人拉森，在驾车行驶在国境以北至萨格勒布的一条孤独的山路上时，汽车发动机出了故障。

约翰·斯莱德驾着一辆越野吉普车去解救他，还要把那辆卡车拖到修理厂去。

此时，法蒂尔·苏勒耶曼请里基帮一个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