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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语录一 传习录上（第6页）

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

’此便是孔门家法。

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

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

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

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

此亦可以想见。

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

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

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

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

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

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

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

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

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

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

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

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道即事。

《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

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

史以明善恶，示训戒。

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