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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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去买了《新闻报》。

一桩新的暴行把金·达吉南赶下了头版。

华盛顿高地上有一位年轻的外科医师，他是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驻院医生，在河畔公路的一场抢劫中遭到射杀。

他根本没有反抗，但凶手开枪打死了他，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

受害者的遗孀将在二月初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应召女郎砍杀案掉到了里面的版面上。

报道的内容昨晚我都听德金说过。

我出去走了很久。

中午时分，我来到基督教青年会，但坐立不安，在见证环节中起身溜走。

我走进百老汇大街的一家熟食店，吃了个熏牛肉三明治，喝了瓶普赖尔黑啤。

晚餐时间我又喝了瓶啤酒。

八点半，我来到圣保罗教堂，但只是绕着街区走了一圈，然后径直返回旅馆，没去地下室参加活动。

我强迫自己待在房间里。

我想喝一杯，但我已经喝了两瓶啤酒，我决定把每天的配额定为两杯。

我觉得只要不超过这个额度，自己就不可能惹上麻烦。

无论我早晨一睁眼就喝还是晚上临睡前最后喝，无论我在旅馆房间里喝还是去酒吧喝，无论我一个人喝还是和别人一起喝，总之每天就喝两杯。

第二天是星期三，我睡了个懒觉，在阿姆斯特朗酒馆吃了顿迟到的早饭。

我走到市图书馆，在那儿待了几个小时，然后在布莱恩特公园里坐下，直到毒贩子烦得我无法忍耐。

他们已经彻底占领了公园，认定只有潜在的顾客才会费神走进公园，因此你坐在那儿看报纸就注定被一次又一次打断，他们推销兴奋剂、镇静剂、大麻、麦角酸以及天晓得其他什么东西。

晚上我去八十三街参加戒酒会活动。

米德莱德，从不缺席活动的成员之一，她宣布那天是她的纪念日，她最后一次喝酒已经是十一年前了，全场掌声雷动。

她说她没有任何秘诀，她只是每次坚持一天。

我心想，假如我不喝酒直接上床，那就坚持一天了。

我下定决心，去他妈的，我能做到。

然而等聚会结束后，我却走进了波莉笼子，喝下了我那天的两杯酒。

我和一个男人聊了起来，他想请我喝第三杯，但我请酒保给我可乐。

我对自己很满意，知道我有原则，而且能恪守原则。

星期四，我吃晚饭时喝了杯啤酒，再去参加活动，在场间休息时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