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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隆礼而重法（第2页）

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

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荀子·礼论》）。

别，实际上就是产生等级制度，人与人在“礼”

的基础上是有差别的。

与此前的儒者相比较，荀子的政治视野更为开阔。

他并不只是强调礼义道德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同样也强调了法治的重要作用。

这除了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也与荀子本人游秦的经历有关，在秦国对法治结果的直接体验，无疑给了荀子极大的震撼，荀子称之为“治之至”

。

当然，礼治本身的缺陷，在当时的情境下也非常明显。

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群体中存在着物与欲的矛盾，他们往往会因此而采取极端的行为以表达不满，让性本恶的众庶百姓做安居乐业的顺民，仅仅依靠礼治是不够的。

礼治缺乏强制性，并且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单一地强调礼势必显得说服力不够。

所以，必须在礼的基础上引入法的观念。

因此，隆礼崇法成为荀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当然在荀子这里，法与礼的效用是有区别的，“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

（《荀子·富国》）。

法之所以可行，亦在于圣王之制。

荀子以隆礼作为治国的最高原则，认为只有尊重礼，将礼作为基本的标准，才能建立上古三代的那种王业。

但是，在当时的情境下，这是很难做到的，因而他也做出了退一步的要求，即通过崇法来建立霸业，“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

（《荀子·王霸》）。

这些论述所透露的，无疑是一种现实的关怀。

从《荀子》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一个儒家的现实主义者对于现实政治的基本架构，由这些架构出发，儒家的道德观念具有了切实可行的基础。

或许由于这个因素，刘向在《荀卿新书叙录》中说：“人君能用孙卿，庶几王矣。”

这个评价其实是非常高的，也充分说明了荀子对于儒家现实政治建构所做的努力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