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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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想起的不是那些战士、农民、富农、资产阶级、党员，也不是被指定参加强迫劳动的人、在古拉格群岛或是法西斯集中营里送死的人——这些人很容易被赶到一起，用牛车装起来送走。

这些人一般不会引起拉维尔斯坦的注意。

他们都是那些常见的‘失败者’，政府没有理由去关心他们——有人称之为‘流沙社会’，将受害者吸进沙堆埋起来或者闷死。

处理这些人最简便的方法，就是除掉他们，将他们变成尸体。

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也失去了生存权，刽子手同样直白地告诉他们——‘没有理由表明你们不该死’。

所以，从位于亚洲的俄罗斯古拉格群岛，一直到大西洋海岸，到处可见摧毁生命或死亡蔓延的无序状态。

你要想起的是以意识形态为理由——也就是以某种理性为托词——被夺去生命的千百万人。

理性表现为做事有条不紊或者目标坚定，具有重要的价值。

但是，最疯狂的虚无主义形式，在德国军队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分析大师达瓦尔看来，德国军国主义导致了最极端、最可怕的虚无主义。

这种人生观在普通士兵当中，激发了最血腥、最疯狂的复仇主义的屠杀热情。

因为这种热情贯穿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因此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发布所有命令的最高层。

所以，每个人都被宣告无罪。

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十足的疯子。

纳粹国防军就是这样在逃避罪责。

假设用民间的方法来减轻这种罪恶行径，那会怎么样，拉维尔斯坦问我。

他又追了一句：‘不过，我这是在胡说八道。

’他对所有的话题都有坚定的看法，但到了最后，他却闪烁其词，说起了自己的状况，这时候他更多的是伤感，而非嘲讽，对不对，罗西？”

“他也不会让自己长时间地深陷伤感之中。”

“是呀，面对千百万人被夺去生命，人们普遍愿意容忍。

接受它，就像是二十世纪的风气。

你在战斗中特别体谅士兵，以此掩护自己。

但是，我在想在古拉格群岛和德国劳改营里大批死去的人。

为什么这个世纪——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才能把它表达出来——要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屠杀？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刚强不忍之气。”

拉维尔斯坦去世约莫两年后，我才记起这次特别的谈话。

患上吉兰-巴雷综合征之后，拉维尔斯坦刻苦练习行走，努力恢复双手的功能。

他明白，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屈服了，但他并非一味地屈服。

不能用咖啡研磨机倒没什么，可刮胡子、写便条、穿衣服、抽烟、开支票，这些都得用手呀。

如果你不设法恢复健康，你就会失去四肢能力，成为一个无可救药之人，这一点几乎人人皆知。

那天早上，他和我碰巧看到鹦鹉落满了冬青树，在啄食红色浆果，将树上的白雪溅得四处纷飞。

此时，人们正在拉维尔斯坦的卧室里拆卸装有三角形钢架的病床，将其搬出室外。

“谢谢拆卸工人。”

他说，目送着床从货运电梯运下去，“我再也不想见到那玩意儿，跟海军索具似的。”

他独自在走路——虽然脚步还不是很稳，但就跟麻风病人拉撒路似的——要是有过这个人的话。

你刚从死人那里兜了一圈回来，撞见了整个绿色鹦鹉家族，这帮热带飞鸟，从中西部的冬天里幸存了下来。

拉维尔斯坦对我咧嘴，笑着说：“甚至还有一个犹太人在关注它们。”

尽管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但他随即又一次问我说，这些鸟怎么变得这么多啊。

我瞬间变成了一名大自然的专家。

所以，我再一次将它们描述一番：那些吊在树上或电线杆横木档上的修长袋子，那是鸟巢，看上去就像是拉得长长的尼龙袜，垂下来有三十英尺之多，里面在孵化鸟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