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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长 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第13页）

然而，再往南，低需求的马蓬古布韦（Mapungubwe）和大津巴布韦（GreatZimbabwe）则完全是土生土长。

在欧亚大陆，中级国家形态比初级更重要，来自历史更悠久的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经常扮演主角。

在10世纪，随着中国商人的频繁光顾，东南亚形成了低需求国家，这可能意味着当地首领可以利用新的经济机会将自己变成国王。

其中一些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根据编撰于1365年的《爪哇史颂》（agama），爪哇满者伯夷国（Majapahit）的国王哈奄·武禄（HayanWuruk）控制了98座附属城市。

在关于他的颂歌中，他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国王，不仅是“佛陀的化身”

，也是“湿婆的化身”

。

北欧和东欧也走了类似的路，莱茵河、多瑙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在175年时几乎没有国家，如今则充斥着低需求国家。

自命不凡的领袖们认识到，皈依基督教是让人听命的好方法。

基督教统治者可以邀请神职人员进入他们的王国，分享行政知识；与老牌基督教王室通婚，甚至将自己置于更大的基督教国家的保护之下，也都可以在地方权力斗争中发挥作用。

从德国到日本，类似的中级国家形态正在各地发挥作用，将乡村社会转变为更大的组织。

但是从英国到伊朗，低需求国家也是由旧的高需求帝国的崩溃而产生的。

到175年，伟大的古代帝国已经陷入危机，在接下来的五百年里，所有的帝国都被分割成了更小的单位。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是古代历史上最大的疑问之一。

这一现象的巨大规模表明，答案不可能存在于地方层面。

我们必须寻找系统性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公元前1千纪的增长产生了自我破坏效应：欧亚大陆幸运纬度的帝国和商业网络越壮大，它们就越陷入相互敌对的状态，大草原上的社会就变得愈加争强好胜和掠夺成性。

在公元前1千纪，草原部落通过像寄生虫般掠夺幸运纬度的农业帝国而成长为帝国，但是在公元1千纪，寄生虫开始杀死它们的宿主。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游牧民族比以前释放了更多的暴力。

他们的迁徙和突袭扰乱了大草原边缘的其他民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让大量的人跟着行动起来。

在欧亚大陆的东端，中国西部边境沿线的羌族农民在2世纪形成了自己的国家，以反击匈奴和月氏的突袭，但随后他们利用新获得的力量推进到汉帝国以躲避游牧民族。

在欧亚大陆的西端，日耳曼农民做了同样的事情来对抗或躲避萨尔马特人、阿兰人和匈人。

似乎这还不够糟糕，游牧民族变得更擅长战斗。

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通常远离有城墙的城市，但是当匈人阿提拉（Attila）在442年入侵巴尔干半岛时，他的工程师（通常是前罗马军人）势不可当。

考古学家通过被烧毁城市的外墙来追寻他的行踪。

然而，游牧民族最致命的武器太小，肉眼看不见。

它们跨越遥远距离的快速运动融合了东方和西方的疾病群，这些疾病群在公元前1千纪之前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立发展的。

新的微生物被释放到了完全不熟悉它们的人群中。

161年，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边境和中国的西北边境都暴发了可怕的新的瘟疫，这绝不是巧合。

科学家们还没有确定致病的病原体，但是目击者的描述使这两种疾病听起来很像天花。

4世纪的中国医生葛洪记录道：“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

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载白浆。

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者，疮瘢紫黑……”

200年至700年，汉朝、贵霜、波斯和罗马帝国都崩溃了，其大部为一群低需求的阿格拉里亚所取代。

规模的下降有时是惊人的。

在550年的不列颠，几乎没有任何社会组织或政治组织的控制范围能超出50英里（约80.5千米）。

在这场混乱中，宗教机构经常介入，以填补国家失败留下的空白——组织防御和食品供应以及向人们解释他们所知道的世界为什么会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