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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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2页）

首先，民主制可以促进消费，因为经济增长可以赢得选票，而选民不会长期忍受紧缩政策。

其次，贪得无厌（l’appétitviente）：繁荣助长挥霍，富足终将耗尽。

持续增加的消费引发的不可逆转性提醒我们，短期内我们不太可能经历总体变化速度的放缓，但是没有理由相信变化会无限期地继续加速。

可能缓解或扭转这种局面的情况可想而知：一场“让时光倒流”

的特大灾难，引发变革的文化交流将会中断。

但这种可能性暂时不会出现。

即使是年轻的瑞普·凡·温克尔（RipvanWinkle）在今天小睡片刻醒来后，也会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世界，并拥有一段令人错乱的经历。

因此，人们无法避免这种不良影响：焦虑、“未来冲击”

、恐惧，以及那些认为变化威胁到他们的文化、身份、工作或安全的人的保守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反应。

我们从一个失败的解决方案跌跌撞撞地走向它的对立面：从过度计划到鲁莽地解除管制，然后又回来；在专制和民主之间；在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在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在多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世俗主义和非理性宗教之间。

看似简单且邪恶的“最终”

解决方案吸引了因害怕变革而惊魂未定的选民。

我怀疑，人们愿意在唯利是图、利用群众的煽动者的相互对立的计划之间切换，这表明他们在面对明显无法控制的变化时感到困惑。

人类价值观的一个悖论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对变革的焦躁不安与偏爱熟悉事物的强烈保守偏见结合在一起。

改变可能是好的，但也是危险的。

当人们感受到变革的威胁时，他们就会寻求安全感，就像一个揪住被子的孩子；当他们不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时，他们就会惊慌失措。

巨大的恐惧仿佛自笞派苦修者的鞭子。

知识分子在“后现代”

策略中避难：冷漠、失范、道德相对主义、科学不确定性、拥抱混沌、“我不在乎”

。

面对不确定性，选民屈从于嘈杂的小人物和轻率的解决方案。

宗教转变为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

这群人把矛头指向所谓变革推动者，尤其是（通常）针对移民和国际机构。

残酷、代价高昂的战争始于对资源枯竭的恐惧。

快速的变化将继续影响除智慧和道德之外的一切。

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需要更好的人，但我们没有办法改善他们，除非是在罕见的真正神圣化的个案中，而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被设计的。

在过去，有三种方法被尝试过。

首先是完善体制——调整国家和社会结构，营造以德立人的社会政治环境。

虽然这是大多数政治思想家在过去三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的宏伟目标，但我们似乎已经放弃了这一方案。

如此长的失败记录是无法解释的。

尽管他们以真挚的诚意鼓吹，但每一个乌托邦似乎都是令人反感或功能失调的，让人深恶痛绝。

所有的乌托邦主义者都表达了错置的信念，认为社会有能力改善公民。

他们都想让我们顺从那些肯定会让生活变得糟糕的幻想出来的父亲形象：监护人、独裁者、侵入性的计算机、无所不知的神权政治家，或者家长式的圣人，他们替我们思考，过度规范我们的生活，把我们压碎或拉进不舒适的顺从之中。

每个乌托邦都是普洛克路斯忒斯[2]（Procrustes）的帝国。

在现实世界中，纳粹党创造了最接近持久实现乌托邦理想的方法。

大多数人的终极乌托邦是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而实现它的最快方式是屠杀他们。

寻找理想社会就像追求幸福一样：最好满怀希望地旅行，因为到达彼岸孕育着破灭的幻想。

其次，作为改善人类的手段，宗教是否比社会或政治设施更好？这是对好人善良的有用解释，就像它是对坏人邪恶的有用辩护一样。

但宗教作为一种使人变得善良的方式的记录并不令人鼓舞，尽管它应该改变你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