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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烈观1（第5页）

），就无法可想。

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

便不要了。

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

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

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

“七姬墓志”

，甚而至于钱谦益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

“钱烈女”

的传记和歌颂。

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

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

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

，理应服事于人。

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

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

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

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

做几首“闺中望月”

“园里看花”

的诗，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何况竟敢破坏这“天地间的正气”

？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

不可。

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

的垄断了。

宋元以来，尤其利害。

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

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

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

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

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

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

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

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

男子究竟较女性难惹，惩罚也比表彰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