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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旅行002（第4页）

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我的欧洲人格在任何环境下都必须保持完整。

我亦没有料到，自己会渐渐怀疑此次非洲考察另有隐秘的目的，即避开欧洲和那些关于欧洲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不惜冒着被困非洲的风险，这种做法有先例，当下这种人也不少。

从这次旅行的结果看来，很难算是一次原始的心理学研究（“布基苏心理考察队”

的缩写是B.P.E.，用黑体字印在了杂物箱上！

），而是对一个尴尬问题的探讨：在非洲荒原之中，心理学家荣格会怎么样？尽管在理智上意欲研究欧洲人面对原始情境时的反应，我却一直回避这个问题。

我渐渐明白，这种研究与其说是客观的科学项目，倒不如说是严格的个人项目，每一次深入研究的尝试，都触动了我内心的潜在痛点。

我必须向自己承认，让我决定旅行的原因绝非温布利博览会，而是欧洲的气氛对我来说太过沉重这个事实。

在这样的思绪中，我沿尼罗河向北顺流而下——向着欧洲，向着未来。

航程在喀土穆（Khartoum）结束。

再往北就是埃及了。

就这样，我实现了我的愿望，践行了我的计划，去接近南方的、尼罗河源头的，而不是西方的、欧洲的和希腊的文化领域。

我对埃及文化中复杂的亚洲因素不太感兴趣，而对含米特人在其中的贡献则较感兴趣。

沿着尼罗河的地理流向，也是时间的长河走向，我在这一方面有所体悟。

我在其中最大的成绩，是在埃尔贡人的仪式中发现了太阳神荷鲁斯的本质。

那整个的过程，全部的含义，在我于埃及南门的阿布辛贝神庙看到犬面狒狒雕像时，又再度戏剧性地浮现在脑海里。

荷鲁斯的神话是一个关于新升的神圣之光的古老故事。

这个神话必定是在人类的文化即意识从史前时代的黑暗中把人类解放出来以后才有的。

所以，从非洲腹地一直到埃及的旅行，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出光明诞生的戏剧。

这一戏剧与我以及我的心理亲密相连。

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又觉得无力以文字将它阐述明白。

旅行之前，我不知道非洲会给我何种馈赠。

但是它终究给出了令我满意的答案和充实的经历。

对我个人而言，这比任何民族学领域的成果，任何武器、陶器或猎物收藏更有价值。

我曾想要知道非洲会怎样影响我，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4　印度[3]

1938年的印度之行，并非我主动要去。

此行的起因，是印度的英国政府邀请我前去参加加尔各答大学25周年校庆。

在那以前，我读过很多有关印度哲学和宗教史的书，对东方智慧的价值深信不疑。

但是这些知识对我来说就像蒸馏瓶里的小矮人[4]一样，我必须去旅行，才能得出我自己的结论。

印度像一个梦一样影响着我，因为我始终在探索自我，寻求我自己的独特真理。

当时我正热衷于钻研炼金术哲学，这次旅行插在其中正是相得益彰的。

我对此项研究极为热爱，所以我带着1602年版的《炼金术大全》同行，书中包含了杰拉德斯·多尼乌斯的重要著述。

在旅途中，我从头到尾研读了这本书。

于是，这份属于欧洲思想的基本资料，持续地与我对异域思维与文化的印象形成对比。

两者都源于对无意识的原始精神体验，所以产生了相同、相似或至少能进行比较的洞见。

印度让我首次体验到了一种外国的、截然不同的文化。

而贯穿我的中非之行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因素，那时文化并不占主导地位。

至于北非，我在那儿从未与能够用语言表述他们文化的人谈过话。

而在印度，我得以与能够代表印度思想的人物谈话，并把印度的思维方式和欧洲的相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