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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牯岭到东京（第1页）

从牯岭到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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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一位英国批评家说过这样的话：左拉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托尔斯泰则是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

这两位大师的出发点何其不同，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同样地震动了一世了！

左拉对于人生的态度至少可说是“冷观的”

，和托尔斯泰那样地热爱人生，显然又是正相反；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又同样是现实人生的批评和反映。

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

我曾经热心地——虽然无效地而且很受误会和反对，鼓吹过左拉的自然主义，可是到我自已来试做小说的时候，我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

自然我不至于狂妄到自拟于托尔斯泰；并且我的生活、我的思想，和这位俄国大作家也并没几分的相像；我的意思只是：虽然人家认定我是自然主义的信徒——现在我许久不谈自然主义了，也还有那样的话——然而实在我未尝依了自然主义的规律开始我的创作生涯；相反的，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

我不是为的要做小说，然后去经验人生。

在过去的六七年中，人家看我自然是一个研究文学的人，而且是自然主义的信徒；但我真诚地自白：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贰。

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的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祝福这些朋友的灵魂——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

我在两方面都没专心；我在那时并没想起要做小说，更其不曾想到要做文艺批评家。

二

一九二七年夏，在牯岭养病；同去的本有五六个人，但后来他们都陆续下山，或更向深山探访名胜去了，只剩我一个病体在牯岭，每夜受失眠症的攻击。

静听山风震撼玻璃窗格格地作响，我捧着发涨的脑袋读梅德林克（M.Maeterlinck）的论文集TheBuriedTemple，短促的夏夜便总是这般不合眼地过去。

白天里也许翻译小说，但也时时找尚留在牯岭或新近来的几个相识的人谈话。

其中有一位是“肺病第二期”

的云小姐。

“肺病第二期”

对于这位云小姐是很重要的；不是为的“病”

确已损害她的健康，而是为的这“病”

的黑影的威胁使得云小姐发生了时而消极时而兴奋的动摇的心情。

她又谈起她自己的生活经验，这在我听来，仿佛就是中古的Romance——并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太好。

对于这位“多愁多病”

的云小姐——人家这样称呼她——我发生了研究的兴味；她说她的生活可以做小说。

那当然是。

但我不得不声明，我的已做的三部小说——《幻灭》《动摇》《追求》中间，绝没有云小姐在内；或许有像她那样性格的人，但没有她本人。

因为许多人早在那里猜度小说中的女子谁是云小姐，所以我不得不在此作一负责的声明，然而也是多么无聊的事！

可是，要做一篇小说的意思，是在牯岭的时候就有了。

八月底回到上海，妻又病了，然而我在伴妻的时候，写好了《幻灭》的前半部。

以后，妻的病好了，我独自住在三层楼，自己禁闭起来，这结果是完成了《幻灭》和其后的两篇——《动摇》和《追求》。

前后十个月，我没有出过自家的大门；尤其是写《幻灭》和《动摇》的时候，来访的朋友也几乎没有；那时除了四五个家里人，我和世间是完全隔绝的。

我是用了“追忆”

的气氛去写《幻灭》和《动摇》；我只注意一点：不把个人的主观混进去，并且要使《幻灭》和《动摇》中的人物对于革命的感应是合于当时的客观情形。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