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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假定（第1页）

完美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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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顾一下三十年代，也许很多人会大为惊讶。

那是史学家命名的“红色三十年代”

，批判资本体制的文学，“劳工神圣”

的口号，贫穷而热情的俄罗斯赤卫队员，不能提供一分钱利润，却居然成了人们的希望，居然引导了知识界以及一般上流开明人士的思想时尚。

不管是用选票还是用武装暴动的方式，左派组织在全世界快速繁殖，日渐坐大，眼看着国家政权唾手可得。

布莱希特、A·勃勒东、阿拉贡、加缪、德莱赛、瞿秋白、聂鲁达、罗曼·罗兰、芥川龙之介以及时间稍后一些的毕加索和萨特……一大批重要知识分子的履历中，无不具有参加共产党或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记录。

六十年代，又发了一次全球性的左派烧。

中国的“文革”

不用说，法国的“红五月”

也惊天动地，红皮语录本在地球的那一边也被青年们挥动。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上台向左转，太平洋彼岸的黑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也交相辉映，在白宫前炮打司令部。

不仅是广获同情的越南和古巴，多数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亚非拉弱小民族，竞相把“社会主义”

和“国有化”

当作救国的良方。

不仅是格瓦拉、德钦丹东和阿拉法特，一切穷苦人和受难者的造反领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差不多成了众多青年学子耀眼的时代明星，成了偶像和传说。

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

二

同样并不遥远的，是潮起潮落，是每一次左向转折之后，都似乎紧接着向右的反复和循环。

左派的理想，左派在这个时代的诸多含义^国有化，计划经济，阶级斗争，均贫富，打破国际垄断资本等等，从来没有得到历史的偏宠，在实践中并非能够无往不胜。

变化周期似乎总在十年到二十年之间。

三十年代以后是五十年代，是匈牙利事变，南斯拉夫的自由化转向，中国的夏季鸣放和庐山诤谏，苏共的二十大反“左”

报告以及社会的全面“解冻”

，欧美各个共产党的纷纷萎缩或溃散，加上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恐怖插曲。

对于左翼阵营来说，一个云雾低迷和寒气暗生之秋已经来临。

红色政权即便可以用武装平息内乱，用政治高压给经济运行的钟表再紧一把发条，但发条上得再紧，很多零件已经出现的锈蚀和裂痕却无法消除，故障噪声已经嘎嘎渐强。

六十年代的狂热一旦落幕，历史的重心再一次向右偏移。

共产主义的行情走低，在八十年代一路破底。

一夜之间，柏林墙推倒了，革命导师的塑像锯倒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易帜，贫穷而愤激的人们成群结队越过边界，投奔西方，寻找面包、暖气、摇滚乐、丰田汽车、言论自由、绿卡以及同情的目光，甚至在凯旋门下或自由女神像下热泪盈眶。

在很多地方，“左”

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贬词。

众多知识分子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经历深表忏悔和羞愧，至少也是闪烁其词，或者三缄其口。

相反，重新认识西方的管理体制和技术成就，重新评价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成为了全球性知识界流行话题，成了现代人开明形象的文化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