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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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湖有一个公社的茶场，八千多亩旱土和荒坡，分别划给了四个工区。

在缺少机械和柴油的情况下，肌肉就是生产力。

两头不见天，即摸黑出工和摸黑收工是这里的常态。

垦荒、耕耘、除草、下肥、收割、排渍、焚烧秸秆等，都得靠肌肉完成，都意味一个体力透支的过程。

烈日当空之际，人们都是烧烤状态，半灼伤状态，汗流滚滚越过眉毛直刺眼球，很快就淹没黑溜溜的全身，在裤脚和衣角那些地方下泄如注，在风吹和日晒之下凝成一层层盐粉，给衣服绘出里三圈外三圈的各种白色图案。

驮一身沉甸甸的盐业产品回家，人们晃晃悠悠，找不到轻重，找不到高低，像一管挤空了的牙膏皮，肚皮紧贴背脊，喉管里早已伸出手来。

男人们吃饭，那简直不是吃，差不多是搬掉脑袋，把饭菜往里面哗啦一倒，再把脑袋装上，互相看一下，什么也没发生。

没把瓦钵筷子一古脑倒进肚子里去，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人们的鼻子变得比狗还灵，空中的任何一丝气味，哪怕是数里路以外顺风飘来的一点猪油花子香，也能被嗖嗖嗖地准确捕获，激发大家的震惊和嫉妒。

当时粮食平均亩产也就三四百斤，如果乘以耕地面积，是个人都能知道，肯定不够吃，只能勒肚皮。

男人每顿五两。

女人每顿四两。

如此定量显然只能填塞肚子的小小角落。

如果没有家里的补贴，又找不到芋头、蚕豆一类杂粮，还有地木耳、马齿苋一类野菜，就只能盼望红薯出土的季节了。

到那时，场部给每张饭票扣一两米，但红薯管饱。

唯一的问题是红薯生气，于是肠胃运动多，季节性的里屁声四起，不时搅乱大家的表情。

一场严肃的批判会上，应该如期出现的愤怒或深刻，常被一些弧线音或断续音瓦解成哄堂大笑，被偷偷摸摸的宣叙调或急急风搅得离题万里。

有经验的主持人从此明白，在这个季节里不宜聚众（比如开会），不宜激动（比如喊口号），阶级斗争还是少搞点好。

这个季节就应该成为一个政治假期。

这就不难理解，人们在工地上表情轻松，经常谈吃，最愿意谈吃。

吃的对象、方法、场景、过程、体会、快乐一次次进入众人七嘴八舌的记忆总复习。

不，应该说在刚吃过饭的一段，比如上午十点以前，肠胃还有所着落和依附，人们还是可以谈一些高雅话题，照顾一下上层建筑，比如知青们背记全世界的国名，背记圆周率或平方表，背记一些电影里的经典台词……来自《列宁在十月》《南征北战》《卖花姑娘》《广阔的地平线》什么的。

但到了腹中渐空之时，“看在党国的分上”

一类不好笑了，“让列宁同志先走”

一类也不好玩了，肠胃开始主宰思维。

从北京汤包到陕西泡馍，从广州河粉到北京烤鸭……知青们谈得最多的是以往的味觉经验，包括红卫兵大串联时见识过的各地美食。

关于“什么时候最幸福”

的心得共识，肯定不是什么大雪天躲在被窝里，不是什么内急时抢到了厕位，而是饿得眼珠子发绿时一口咬个猪肘子。

操，吃了那一口，死了也值呵。

这一天，我没留意时间已经越过危险的上午十点，仍在吹嘘自己的腹肌。

但大甲把我的肚皮仔细审查，决不容许我用四个肉块冒充八个肉块，不容许肥肉冒充肌肉。

“你也肯定没有一百二。”

他说。

“怎么没有？我前几天还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