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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的二律背反（第2页）

算得上什么罪名？

作者须很讲求政治功利——这个命题曾一度是革命文学的宗旨。

文学离不开政治，当代的政治与人们生活的联系日趋紧密，想完全超脱政治差不多只是疯人呓语。

中国古代儒家提倡文学“助人伦、成教化”

，舞文弄墨者必干政事。

他们强调文学的实用政治功利作用，这些已成为中国文学一大传统。

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冲突中成长，历经硝烟炮火、刀光血影，创作依然与政治密切相关。

鲁迅等先辈的大部分作品无异于投枪和匕首，旗帜和炸弹，为人民解放事业起到了极强的政治功利作用，其光辉不可磨灭……这些经验当然不应该被后人忽视。

且慢，作者无须太讲究政治功利——这个命题在一定条件下是否也能成立？人类的生活内容不仅仅是政治。

文学没有理由一律带上强烈政治色彩。

政治思想也不是思想的全部，政治内容更不等于艺术形式。

中央髙层提出今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

的口号，正是总结了“文革”

的教训，指出文学在政治功利之外还有其他作用，还有广阔的天地。

中国古代道家强调人与外界对象的超功利关系，着力于“纵情山水”

的兴趣，“独善其身”

的追求，还有对情致、气韵以及独特“妙语”

的艺术探索，也成了中国文学一大传统。

沈从文的《边城》，其政治作用远不及叶紫、蒋光慈的政治小说，但它同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珍宝。

描绘自然，介绍风俗，陶冶性情，娱悦身心，包括剖析种种非政治性的人生矛盾，这同样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应有之义，是筑构真善美人生境界的要务。

作者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这个命题似不必怀疑。

孟文浩**，庄文奇诡，荀文严谨，韩文峻峭……古人作品从来就有统一而鲜明的风格。

鲁迅、沈从文、老舍、张爱玲、废名等人的作品，即便遮去了署名，人们也不难猜出作者。

风格是作者个性的表现，统一风格是作者成熟的标志。

今天写得“土”

，明天又写得“洋”

；今天来点京味体，明天又来点“傅雷体”

，五花八门闹个大杂烩，东一铘头西一棒子，这样的作者岂不是自乱阵脚，失去了自己稳定的思想见解和专深的艺术追求？——

等一等，作者无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这个命题难道就不可确证？风格应该是发展的、流动的、变化的，根本不必要定于一，囿于一。

血管流血，水管流水，作者成熟了就自然会有风格，完全不必人为地去“注意”

。

更何况风格的多样化才是作者成熟的标志哩。

苏东坡既有“大江东去”

的铿锵之声，也有“似花还似非花”

的清音柔唱，并不把自己禁锢在豪放派或婉约派的圈子。

辛弃疾唱出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的沙场壮景，也写过“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的田园小照。

他们从来不忌题材、手法和情调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