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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写作的那些年（第1页）

放下写作的那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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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8年初去了海南，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很少写作，但有关经历对后来的写作可能不无影响。

当时交通十分紧张。

我选择大年初一动身，是火车上乘客最少的日子。

全家三口带上了行李和来自海南的商调函。

原单位曾挽留我，一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来专程追过海峡。

我让他看我家的行李，说我家房子转让了，家具也卖了，还回得去吗？他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叹了口气，放我一马。

海南当时处于建省前夕，即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市场经济先行区。

这让我们这些满脑子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人兴奋不已。

当时的拟任省长还公开宣布，将全面放开民营出版，给人更多的想象—我几乎就是冲着这种想象去的。

不过，市场经济这东西有牙齿，六亲不认，专治不服，远不是那些知识沙龙里的高谈阔论，不是我们这种小文青的“诗和远方”

。

一到海南，我就发现那里的“单位”

已变味，与内地很不一样，既不管住房，也不发煤气罐，让你办刊物什么的，就给一个光溜溜的执照，一分钱的皇粮也没有，连工资都得靠你们去“自我滚动”

。

几乎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自家的全部积蓄，五千元存款，哗啦啦消失一大半，眼看就要见底。

用自家的积蓄给自己发工资，摸摸脑袋，定了个每月两百，感觉也怪怪的。

起步时，我们只能给发行商打工。

根据谈下来的合同，我们每编一期杂志，只得到两万元，开支稿费、工资、房租后就所剩无几。

因为人家有资本，有市场经验和营销网络，我们就只能接受这种傍大款的身份。

到后来，大款也傍不成了，因为人家要干预编辑，就像后来某些投资商干预拍电影一样，直接要你下哪个角色，上哪个角色，连张艺谋这种大导演也顶不住。

我们当然不干，但谈来谈去，总是谈不拢，我和同事只好收拾满桌的稿件，塞进挎包，扬长而去。

那一天我们携带一包稿件茫然地走在大街上，吃几碗汤面充饥，还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如何活。

是否得灰溜溜地滚回去，乞求旧体制的收留？

这大概算是全国最早的一批“文化产业”

试水。

我们既不能走“拳头加枕头”

的低俗路线，又要破除旧式的“大锅饭”

和“铁饭碗”

，一开始就腹背受敌，两面应战—没有一个甜饼和鲜花的市场在等你。

市场差不多只是有待拼争、格杀、创造的一种未知。

为了活下去，我们这些书生只能放下架子，向商人学习，向工人、农民、官员等一切行动者学习。

我们派人去书商那里跟班瞟学，甚至到火车站货场，找到那些待运的书刊货包，一五一十抄录人家的收货地址，好建立自己的客户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