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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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向生命施爱上（第3页）

墓地与火葬场前的那一份尊严

多次往返于地震灾区之后，我似乎患了一种脆弱的神经质：每每踏上灾区的土地时，我的双腿就会感觉特别的软，尤其是踩踏在那些倒塌的楼群和村庄的废墟上时，我总感觉自己的双腿有些不听使唤——敬软的，像踩在雾里云里一般……后来我明白了，我明白自己的敏感的神经在发生作用：我的幻觉里怕自己的双腿踩疼了那些仍在废墟里沉默的遇难者的灵魂，怕自己的双腿踩醒了那些长眠于废墟中的遇难者痛苦的感觉……这种意识叫我不敢重新回到那些曾经被5-12大地震掩入地狱的人们遇难的地方。

我想不管是已经化为烟尘的灵魂，还是仍埋在废墟没有被挖出的遇难者，他们都会因我的踩踏而有所感觉。

生者与死者其实还是有许多相通的信息与感应的。

要不然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有人议论鬼说了。

在地震过后一个多月的某一天，网上突然传出一则消息，说北川城内有生命迹象。

虽然后来没有找出幸存者，但我仍然认为埋在废墟里的—万多北川人中，肯定还有人仍然活着，只是我们有限的能力没有办法去拯救他们而已——我们这些貌似很强大的生存者，其实有时很没有能力。

仅靠一个生命探测仪想完成对所有幸存者的判断是非常有限和不准确的。

生命在自然界千变万化，谁也不敢说深埋于废墟中几十天后的生命就永远不能复活。

奇迹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还是一句老话：只是我们能力有限而已。

从灾区回来的人，都会有一个同感，那就是对生命的重新认识。

活着多好啊！

这几乎是经历大震后的所有生还者的共同心声。

是啊，活着多好！

活着，我们可以舒畅地呼吸，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甘美，可以想说就说、想做就做。

这就是生命的惠义和生命的自由。

但死者却不能，他们只能在废墟里等待活着的人对他们的处置，一切都是被动的，没有选择。

人类自有历史以来，世界上发生过无数次劫难。

不同时代，不同文明社会里，对生命的处置很不一样。

过去西方社会的一些人权主义者经常指责我们中国人不讲人权，似乎只有他们才最讲人权。

人权包含了对死者的尊重。

一旦战争和灾难光临我们的时候，某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人士出于他们的人权观偏见，总在指责我们。

然而在此次的汶川大地震中，西方人的声调大有改变，原因是他们发现：中国人对生命的尊重其实不比他们差，甚至表现得更为突出。

这是中华民族在此次大地震中获得的一份尊重。

许多记者和媒体似乎并没有太多地把镜头移到一个特殊的领域——对遇难者遗体最后处理的细节上。

也许是太多的抢救生命的现场太感人、太紧张和太惊心动魄了，也许是对遇难者遗体的最后处理不易被人知晓和难以采访到。

但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所以我用特别的场景来向广大读者报告这样的内容，原因之．是：我坚持认为这是体现民族精神的另一个辉煌点。

它可以显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程度。

大地震后的第三天，抢救工作正处在最紧张的七十二小时左右的时候，来自总指挥部的一项新的指示正在灾区的各个抢救队伍里悄然传开与执行着——必须认真处置每一具遇难者遗体，确保对死者的尊重，以告慰那些遇难者家属。

汶川地震带来以前我们很少遇见的一大问题是：由于交通和通讯的阻断，加之多数震区在偏远的山区，大量的遇难者遗体不能在当时获得家属的认领。

而夏季又加雨淋之后的遇难者遗体，一般只能存放两至三天，数以万计的遇难者遗体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处置，时间越长，不仅对他们的家属不好交代，更重要的还可能造成比地震更具毁灭性打击的疫情的随时泛滥。

而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告诉我们：死者必须尽可能地获得家属认领。

可是时间并不允许，像汶川等多数地方的营救幸存者的战斗还在紧张地进行着，山区的村寨甚至在一个星期后连空降部队都无法进入。

遇难者遗体不可能再暴露在外面——一项特殊而必须尽早处置的事摆在了政府和各个战区的救援队伍面前。

就地处置——毫无疑问是唯一的选择。

说容易，做起来却非常之难。

这项特殊的艰难的任务给政府和救援队伍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和麻烦。

首先是那些已经有家属认领的遇难者遗体的处置。

因为巨大的不幸来得奕然，那些虽然明知与自己的亲人已经生死两个世界了，但活着的亲人仍然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他们不愿意就这样草草地处置亲人—一有人甚至把遇难的亲人背回家后，供在帐篷内几天不愿别人来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