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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页）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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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习惯死亡”

实际上就是习惯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和爱情生活。

这一点，是在章永璘一开始想自杀，后来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没有兴趣或没有勇气自己去死时，便早已真相大白了的。

“自杀未遂完全败坏了他的勇气”

，“他虽然活了下来，但从此便善于欺骗自己和善于欺骗别人”

（第5页）。

于是“完了”

这个词便从此跟定了他，告诉他哪怕他处在生命力的巅峰状态（如在**时），他也早已经“完了”

。

“所以他经常想到死，死亡成了他的习惯”

（第6页），正如生对于一些人来说只是一种习惯一样。

他已经“没有力气和没有心思去寻死”

了。

然而，章永璘自以为这次自杀演习使他上升到了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境界，以为当他想用语言来探讨死和生命的“意义”

时他便“堕落”

了，陷入了“华丽夸张矫情之词”

（第5—6页），这都实实在在地暴露了语言（汉语）本身的匮乏不是别的，正是生命力的匮乏，即不得不被动地、动物式地接受自己的生死命运。

当语言作为一个先于每个人的生存而编织好了的严密体系从“术士”

的口里一串一串被带出来的时候（第7页），它必然只能是华丽夸张矫情乏味的，并且会诱骗人们在“真实的现实”

上碰得头破血流痛不欲生（第6页）。

但其实语言本应当是“存在的家”

，应当是人类生命力的创意和表达。

自己没有力量创造语言，却责怪语言的贫乏矫饰，妄想躲入“玄奥神秘”

之中显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这不仅是章永璘，而且是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在能量耗尽、万般无奈之中仍然能摆出得意洋洋的架势的方便法门。

而章永璘高出许多文化人的地方便在于，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失语”

状态的尴尬，并觉察到语言的山穷水尽绝不是什么值得自吹自擂的“民族文化传统”

，也毫无耐人寻味的“深意”

，而是直接把人引到了死亡面前。

章永璘发现，从他自己嘴里出来的“爱情要以悲剧结束才显得美满”

这句玄而又玄的、貌似深刻的话，其实什么意思也没有，它相当于当年劳改队审讯记录上的一连串“不语”

和最后一句“你说要枪毙就枪毙好了”

（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