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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页）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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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棉在很多方面都和卫慧有相同和相似之处，她和卫慧（《糖》和《上海宝贝》）的关系大约就相当于陈染和林白（《私人生活》和《一个人的战争》）的关系。

《上海宝贝》中的“我”

（倪可）和天天的爱情与《糖》中的“我”

（红）和赛宁的爱情极为相近，两个“我”

对自己的爱恋对象都使用了“天使般的”

、“**的天真”

、“让人心疼”

、“纯洁的眼神”

、“婴儿”

、“男孩”

一类的字眼；尽管如此，两个“我”

都不得不在所爱的人以外的别的男人那里使自己的情欲得到满足。

两个“男孩”

都有一个从国外寄钱回来的父亲或母亲，最后都毁于吸毒，“我”

则要么也吸毒（红），要么成为酒鬼（倪可）。

两位作家都在小说中大谈其写作，卫慧称写作是对人生这场“慢性病”

的一种“治疗的手段”

（第206页），棉棉则说“写作带着医生的使命进入我的生活”

（《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1月，第119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她们的写作都是身体化的和自传性的，都有一种对过去的决绝和对未来的冲刺，但也都由于割舍不下自身血液中所渗透着的古典式爱情理想而体验到青春的残酷。

作为女作家，她们都说过“下辈子还做女人”

的豪言壮语。

当然，相异之点也不少，对此做一点更为细致的分析是很有意思的。

其实，早在1997年第1期《小说界》上发表的《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中，棉棉就以主人公“我”

的口吻说过“我是个自我有问题的人，写作带着医生的使命再次进入我的生活”

的话。

她还半是自我调侃半是认真地说：“我觉得这是唯一一件对我来说有意义的事（最近我又玩起了‘关于我的人生意义究竟何在’的忧伤游戏）。

这样想好像有点傻，但我觉着还是可以这样去想（我竟然有点羞羞答答起来）”

，因为写作在她看来是她最后的救命稻草。

“我曾是个四处寻觅奇迹的人，而如今我莫名奇妙地预感到如果我的生命中能够出现奇迹的话，那一定是产生于我写作这个动作中”

（“莫名奇妙”

属成语套用）。

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女孩”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