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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品格与性格 关云长与阿喀琉斯的比较（第4页）

的姿态，这种姿态也就对旁人有了道义上的约束力。

仁义之士关注的是自己内心要对得起他人的“好意”

举动，至于他人是否真的“好意”

，是不必认真计较的，只要有这举动就行，否则倒显得自己太小气、不够坦**了。

这就是唯动机的主观主义原则。

这样一来，“仁”

虽然最初是建立在恻隐之心的内在主观性上的，但它决不意味着两个人心灵上的相通，而是着眼于外在行为和所谓“身体化”

关系。

曹阿瞒深知这一层，因此对待关羽，他又是嘘寒问暖（“送温暖”

），又是送战袍，送金银器皿、绫罗绸缎，送美女，送赤兔马，又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款待，尽管知道关羽并不在乎这些享受，甚至也完全清楚关羽已悟出“醉翁之意不在酒”

，但却仍这样做去，并坚信这些“仁至义尽”

的表示终会在关羽身上起作用。

当然，最主要、最能示人以“仁义”

的“身体化关系”

，还是所谓“不杀之恩”

。

这一点，曹操曾屡试不爽，就连关公投降曹操时，一见面也口称“败兵之将，深荷不杀之恩”

。

中国讲义气的人，对于那于己有“不杀之恩”

或“救命之恩”

的人是一定要图报答的，这种恩人常常也被叫作“再生父母”

。

实际上，从这种“身体化”

的观点来看，他与自己的父母也的确有同样的地位，因为父母之所以可敬，也无非是因为他们给了自己一条生命、一个身体。

因此仁义与忠孝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同，甚至有时还相冲突，其实都出自于同一个道理：谁给了我身体，我就该报答谁，谁关心我的身体，我就该感谢谁，否则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至于追问自己救命恩人的动机，甚至因这动机的卑鄙而推卸报恩的义务或“恩将仇报”

，在一般讲道德的中国人看来就是“混账”

。

这正如人们不能埋怨自己的父母为什么要生下自己来，哪怕自己的出生只是一次**的后果，也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毕竟是自己的父母”

这个事实，是同样的道理。

于是，关云长以其忠、孝、仁、义，以及与他特殊的个人气质和武艺紧密结合的“勇”

（这是其忠孝仁义如此光辉地得到体现的一个条件），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堪与孔老夫子“文圣公”

并肩而立的“武圣公”

。

孔夫子主要以道德说教而成了“圣人”

，但在个人的实践行为上，他倒并没有太多值得人们仿效的地方；关公则主要以他的实践人格使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出自内心地景仰和崇拜，在老百姓那里，他的形象要比孔子的形象更高大、更具体、更亲切，更能引起一种移情和模仿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