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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华夏与韦陀（第3页）

，显示出超越的一面。

太一既内在又超越，盖缘其兼摄有无，通有无为一体之故，此犹《有无歌》之合有无于超灵。

超灵之藏于水，即太一之生于水，而水又反辅太一。

是故超灵实际就是太一，即是玄学的本体，也是神学之至上。

据丁山先生考证，甲骨文里的祭祀对象“大乙”

即是太一。

巴蜀地区自古巫风极盛。

早在商代三星堆古蜀文明阶段，以萨满为特征的巫术就已弥漫风行。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包括各种大小立人、跪坐人物、奉璋人物、顶尊人物、人头像、人面像、祭坛、黄金面罩、金杖、神树，以及大量象牙、海贝、玉器，无不与降神、通神、祈神、祭神的巫术仪式和巫歌、巫舞有关，其场面气派之大，在当时全中国范围内绝无仅有，倒是与《韦陀经》所叙述的祭祀、祝祷情景极为吻合。

还有一个明显受到韦陀文化影响的学派是墨家。

墨子尊大禹，崇祭祀，明鬼神，重苦行，倡平等，追求“兼相爱，交相利”

的理想。

墨家的旨趣为“尚同一义于天志”

，意思是：天对人类是兼而爱之、兼而食之的，故人类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都应置于宗教上之精神权力的支配下，然后一切人类之行为皆有一标准，可称为“法仪”

。

“尚同一义于天志”

颇近于《洪范九畴》的“建用皇极”

。

故丁山先生认为《洪范》流出于墨家。

如此看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真正的复古者是墨家。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胡怀琛先生就撰有《墨翟为印度人辨》《墨子学辨》等论著，从哲学、科学、文学、文字、风俗、器物、姓名、肤色、弟子等九个方面进行论证，大胆地提出了“墨子出于印度”

“墨翟为印度婆罗门”

的看法。

作为文化的载体，三星堆字符与古印度文字也可能有渊源关系。

段渝在《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到，有学者从文字源流的角度分析了印度河文明的文字与中国商代文字的异同，认为三星堆刻符与印度河文字有紧密联系。

至今犹存的一些韦陀古籍留下了零星的线索，例如，《罗摩衍那》提到“中国人、显贵的中国人（paramagsca）、吐火罗人、巴拉巴人和缀满金色莲花的甘蒲”

，《摩诃婆罗多》之《备战篇》描述东辉国（阿萨姆）的国王Bhagadatta赠送般度的对手难敌“一支aksauhini军队（包括21870头大象、21870辆战车、65610匹马和109350名步卒），由Kirata和a士兵组成，看起来好像身着金子，那支无敌的军队如Karnikara之林一样迷人”

。

在另一处，俱卢君主狄多罗史德罗说：“我将献给克里希那1000张中国产的鹿皮。”

在《森林篇》中，《薄伽梵歌》的讲说者克里希那对尤帝斯提尔说：“我看见匈奴人、中国人、吐火罗人和信德的人民，被邀请参加你们的献祭，尽招待食品的责任。”

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英雄阿周那征服了那迦兰（Nagaland），并娶了那迦兰公主Ulupi和曼尼普尔（Manipuri）、公主Hitranga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