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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与窃火（第2页）

，出版《太阳月刊》；创造社编辑出版综合性理论刊物《文化批判》，两家的刊物接连不断地发表长篇大论，在鼓吹“革命文学”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的同时，否定五四新文学运动，指名道姓地把鲁迅当作批判和攻击的对象，从而引发了一场延续一年之久的关于“革命文学”

的论争。

创造社、太阳社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在不少知识分子的悲观动摇幻灭中，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强调要用革命文学促进革命运动，本是值得敬佩的壮举，但是，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或是从战场上退下来，或是刚从日本留学归来，对革命与文学的关系缺乏深入的思考，对中国的社会实际缺乏深入的了解，又受到国内外左倾思潮的影响，不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形势的分析，还是对革命文学的理解认识，都表现出很严重的左倾幼稚病，在言行上表现出严重的主观主义与关门主义倾向。

比如他们否定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指责语丝派为“趣味文学”

，把文艺抬到“组织生活”

“创造时代”

的高度，极力强调文艺的宣传武器作用，尤其是对鲁迅的批判攻击，到了不着边际的地步，居然说鲁迅是“绍兴师爷”

“封建余孽”

，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

“二重反革命的人物”

“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等等。

《艺术论》。

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鲁迅译，1929年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32开，毛边。

鲁迅藏。

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艺术论》。

苏联普列汉诺夫著，鲁迅译，1930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

之一。

32开，毛边。

鲁迅藏。

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以鲁迅的经历和眼力来看，创造社、太阳社的年轻人不过是幼稚好笑的“革命性游戏”

而已，对这种连起码的规则也不讲的“游戏”

本可以一笑置之，但鲁迅觉得与他们在提倡革命文学、推动文学发展的大方向上还是一致的，只要不是为了个人之利而攻击他，他都没有任何怨言。

不过，为了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鲁迅还得站出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