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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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了一回牧师（第3页）

我们自然不能去询问领导。

心里急，面子上却一点不能流露出什么。

万一人家说你不安心采水样工作，倒不调你回局里了呢！

于是10月1日结婚的计划只好作罢，恋人回来休假后，仍回奉贤去了。

便就在我们几乎无望的时候，调令却突然下来了！

我们决定不挑它什么黄道吉日了，什么时候布置好新房什么时候就结婚。

那时候的新房布置十分简单，我们花了不到三元钱买了一桶白色的墙粉，约了两个朋友帮忙，大半天就刷好了四面墙。

家具是容不得你挑选的，凭单位证明，每对新人可买一张床、一只床头柜、一张方桌，另外，你买了大衣橱就不能买五斗柜，买了五斗柜就不能买大衣橱。

式样色彩也不用你伤脑筋，千篇一律，是那种最大众的深紫红纤维板，四角方方，决无任何花头。

我母亲为我准备了四条棉被和两只人造革箱子，并给我们一人买了一件两用衫，我是米色的，他是灰色的。

以我父母当时的经济能力，这已经很“奢侈”

了。

结婚前一天，即将成为我丈夫的恋人借来了一部黄鱼车，将我的这些嫁妆运到新房里去了。

我记得那部黄鱼车很特别，别的黄鱼车是骑车人在前，车厢在后，而那部黄鱼车是骑车人在后，车厢在前的。

车厢不大，我的嫁妆虽少，却也堆成小山一般。

恋人骑着黄鱼车，倒像推着一座山。

我们结婚时，整个社会的政治局势正处在最沉闷最僵持的阶段。

我与恋人都是家中老大，长子娶亲，长女出嫁，原应该隆重庆贺的。

可那时公公婆婆虽已获准走出“牛棚”

，而我父母头上的“走资派”

帽子尚未取下。

两亲家商议后达成共识，不到饭店摆酒席，不惊动任何亲朋好友，只两家人在家中吃一顿家常便饭。

我们结婚的那天是1975年10月25日。

记得那天傍晚，我斜挎一只帆布书包，跟着我的恋人走出家门，走向他的家，走向我们的新房，去成为他的妻子。

走了一段，他说还是我用自行车带你吧。

于是我坐到他永久牌自行车的书包架上，身子靠着他那像门板一样宽宽的背脊。

当时的心情，是一种把自己托付给他的踏实，并且在心里对他说，随便你将我骑到天涯海角我也不后悔。

我们因为婚事进行得匆忙，竟然忘了去拍结婚照。

事后想起，丈夫大大咧咧说，没关系，反正我们在山里已经拍过许多合影了。

便搁下了，没有去补拍。

这于我，毕竟有一丝遗憾。

倒是有三帧合影可以冒充结婚照的，一张是我和他刚刚谈恋爱那年，回上海探亲，我们俩偷偷跑到照相馆照了张合影，很羞涩，很甜蜜。

另一张是他考取复旦大学研究生那年，为了庆贺，我们又去照相馆拍照，特意关照摄影师要将他复旦大学的校徽拍出来，还有一张是我们50岁那年照的。

当时社会上拍婚纱照很流行，各种婚纱摄影广告铺天盖地。

我缠住他，我说我们一直没有拍结婚照，趁现在脸上皱纹还不很多，赶紧去补拍一次吧。